乡音

　　浅墨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从前读这首诗，只觉得是古人的事。如今再读，心里一惊——我怕的是，将来我的孩子，连被“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资格都没有。这个怕，我早就尝过了。

　　我小时候，因为一口浓重的闽南腔，没少自卑过。一开口就觉得别扭，姨爹一句糙话，将我钉在原地：“一口痰含在嘴里含到臭。”

　　记得90年代末，学校抓推普抓得紧。不光我们年轻人自卑，连阿公阿嬷那一辈也开始困惑——他们觉得自己不会讲普通话，会耽误孙子辈的前途，于是拼命去学，憋出一口不土不洋的普通话，让人听了哭笑不得。

　　2007年儿子出生后，我刻意不让他接触闽南语。阿姆再三规劝：“小孩子现在不学，以后就不会了。”我只当耳旁风。如今他听得懂，这得亏母语环境还在，他多少泡出了一点耳力。但一句也不会说。

　　2018年女儿出生，她运气好一些。那时阿嬷还在，我请的那个保姆正好也是会讲闽南话的，她整天泡在那个声音里，幼时闽南话说得地道流利。后来阿嬷走了，我们跟孩子的交流不知不觉全变成了普通话。

　　前几日带她回老家，邻居用方言问她读几年级了。她愣在那里。阿姆忙打圆场：“妞，你以前我们这里的话讲很好的。”

　　她羞涩地答：“听得懂，但是我好久没说，现在说不来了。”

　　我在一旁笑笑，当时没觉得是什么大事。

　　直到前些日看潮汕话原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孙子晓伟一声“阿嬷——”，我眼泪夺眶而出。影片后半段，暮年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谢南枝，大半往事都已经模糊不清，重逢叶淑柔时，恍惚间脱口一句潮汕乡音：“淑柔姐，我寄给你的咸猪肉好吃吗？”

　　那话从老人嘴里出来，直直往人心窝里钻。银幕里“查某仔”“厝内”这些方言词汇声声入耳，一下子将我拽回儿时岁月。隔了几日我又去重看这部电影，总觉得浑身违和，寻不到初看时心头震颤的滋味。细品过后才猛然察觉，这场放的是普通话译制版。不是那个感觉了。

　　我的阿嬷已经离开我三年了。那些专属乡音的回应，再也无处寻觅。我能用普通话落笔行文，轻松写下“阿嬷”“查某仔”这些字眼，可真正想用闽南语完整叙述一段心事，却无从开口。普通话重塑了我的思维，如今想要斟酌一句方言，也只能反复查阅词典。不知不觉间，我也成了乡音里的异乡人。

　　日子久了，慢慢习惯了自身的口音，也接受了孩子遗失乡音的现状。习惯化作迟钝，遗憾被悄然藏起。

　　前几日去参加一个保护方言的会。会上有个代表讲了一桩家事：“两个堂兄弟同校同班，平时都用普通话交流。有一天课间玩耍，偶然听到对方冒出一句闽南语，两个孩子愣住，试探着聊下去，才发现是一家人。从此亲得像一个人。”会场静了片刻。又有代表说：“我们温州人在全国各地跑，在外地街头忽然听到乡音，那种亲切和温暖，是普通话给不了的。”我低头坐着，想起阿嬷唤我小名时的声调，想起阿姆在电话里问我“食饱未”。那些声音我确实听过，只是当时只道是寻常。

　　口号喊得再响，不能执行不好执行，也是一声口炮。大家似乎习惯把所有问题都推给学校，我觉得这也是不负责任的。我越想越觉得——家才是根本。

　　就说我家，阿姆不识字。但奇怪的是，我们三姐妹每每生下一个孩子，她总是会不断地在我们耳边念叨，要让孙子辈学会说方言，会讲闽南话。只是我们都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今天开完会回来，我跟阿姆说：“阿姆，今天我们开会——讨论保护方言。”

　　我很少把自己工作上的事讲给她听。唯独这一次，讲了。她听了满心欢喜，像是终于找到了知音：“你们开会讲这个啊？这样是对的，这土话是要传承下去，不然以后下一辈都不会说了。”

　　六一儿童节那天，我没有给孩子准备什么礼物。不是忘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才算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