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宽日记》的启示

　　林丽蓉

　　翻开《厚庄日记》，光绪年间的墨痕，隔着纸页，竟渗出南国春夜特有的潮湿。那是光绪十四年，戊子年。正月里，雨多，晴少。二十一岁的刘绍宽，一笔一画，记下他的日子：往刘店祭宗祠，申刻冒雨归。夜阅《随园诗话》。杨雪门表兄来。开塾慕俦家，上学者才一人。朱次庄病，陪金稚莲师往视，著雨屐往，各换履归……

　　日子是碎的，像石砰滩头被水日磨月洗的鹅卵石，一颗颗，温润而沉默。他记天晴，记雨落，记亲友往来，记米价涨跌，记赴县应考，也记掷升官图的游戏。没有惊天动地的波澜，只有日常的经纬，密密地织着。我仿佛看见那个清瘦的年轻人，在张家堡借居的西庑下，就着一盏如豆的油灯，将一日的光阴，细细地、老实地，回顾一遍，再倾注于笔端。这景象，无端地，让我想起自己那几本日记本，有红塑料套封面的，绿塑料套封面的，更有一本蓝色带纽扣封面的。年少时，我也曾在老师的要求下写了好几年的日记，在每一个将睡未睡的夜晚，把白日的悲欢，像老牛反刍般，囫囵吞下，又翻出来咀嚼，总想寻出些特别的滋味，用自以为漂亮的词句，将它装扮起来，只可惜我没坚持下去。

　　这大约是人类共通的、试图抓住时光的执念。记得2023年初参加中国散文年会时候，作家乔叶在讲座中也提到她无论居家还是外出采风，都习惯记日记。旅途中的萍水相逢，乡野间的一句俚语，黄昏时一阵没来由的惆怅，都被她随手记下。她说，那是她小说里“活水”的源头，那些看似散漫的、毛茸茸的细节，往往在日后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与另一段记忆碰撞，生出意想不到的光，照亮一整个故事。还有一年正月，龙港作家协会邀请作家钟求是来讲座，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小说的根，常常就扎在日记本里那些“家长里短”的土壤中，扎在自己的故乡里。我忽然想，刘绍宽那连续五十五年(1888～1942)的日记，又何尝不是一部未加剪裁的、最宏大壮阔的“小说”呢？只是这小说的作者，是时间本身；这小说的素材，是一个人与一个时代共同呼吸的真实。

　　你看他记行路。轿子，舟船，黄包车，后来的汽车、汽船。日记里，他频繁地“往”，不断地“归”。坐二人抬的轿子，颠簸在山道，去察看新办的蒙学堂；雇一叶小舟，摇晃在南北港之间，为着那点“豆麦牙捐”的办学经费，一趟趟奔波。这些琐碎的交通记录，不正是他“教育行走”的地图么？教育不在云端，而在脚下。他那些“立定惟一宗旨”的呼喊，那些“中国教育之坏久矣”的痛切，并非书斋里的臆想，而是用脚底板从泥土里、从风浪中丈量出来的信念。这信念，与乔叶笔下那些扎根乡野的采风笔记，与钟求是的琐碎日记，何其相似！都是将身体置入生活，用肌肤去感受时代的温度与沟壑，再将这切身的体验，化为笔下最可信赖的质感。

　　然而，厚庄先生的日记，又远不止是素材的累积。他视日记为“监史”，是审判自己言行的镜子。今日是否“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与人小忤，是否“悻悻”？有无“忘恩思小怒”？他效法李二曲先生，“悔过自新为第一义”。这是一种何等严苛的、日复一日的自我雕刻。他不仅记录时代，更在记录中，艰难地、不懈地塑造着自己。于是，我们才理解了孙诒让对他的那句“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人”的评价。这“放心”，源自半个多世纪里，每一个夜晚灯下的自我对质，源自那从未间断的、与生命真相的赤诚相对。日记于他，是修身功夫，是定力源泉，是将飘摇乱世中的一颗心，安顿下来的“压舱石”。

　　他的一生，跨越晚清、民国、抗战，外头的世界天翻地覆，而案头那一盏灯，那一管笔，那日复一日的墨迹，却试图在变动的洪流中，为个体寻得一种恒定的秩序与庄严。一个能如此恳切、持久地面对自己生命细节的人，他身上自然流溢一种让人心安的静气。这静气，能穿透百年光阴，感染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