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过年
金招灵
小时候，最盼的就是过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物资还匮乏，人们的生活普遍清苦而简单。我小时候，平日家里的菜与很多农户差不多，无非粉干、咸菜、腌萝卜，再加上屋后菜畦里的几样时蔬，难得见到油星。鸡蛋总要留到生日那天，才舍得吃上一个。唯有到了年关，日子才一下子活色生香起来。
一进腊月，家家便忙活着备年货。我家灶膛里的火旺旺地烧着，爷爷把浸透的糯米倒入蒸笼，笼屉下的锅里还煨着番薯。水汽氤氲，米香夹杂着薯甜，在屋子里暖暖地弥漫开来。蒸熟的米粒要在竹匾上摊开晾干，那是预备做炒米的；熟番薯则切成薄片，齐齐排在匾上。白天都搬出去晒，傍晚便收回来，一连好些天。
腊月二十前后，需择个晴日子“掸新”。那天早饭后，我们小孩子也不用大人吩咐，跑前跑后，提水、拿东西。家具一件件扛到河边刷洗，碗橱这样的大件，得和母亲两人抬。楼上十七扇棉床的雕花围板，要一扇扇拆下来洗。母亲叮嘱我记清花样，免得装回去时错了位。稻桶之类搬不动的，便用尼龙纸或旧床单蒙上。爷爷将新扫帚绑在长竹竿上，先扫屋顶梁间的蛛网灰尘，再及四壁窗棂，最后才扫地面，说是把晦气从高处赶下来，再清出门去。一番忙碌后，屋里屋外焕然一新。
最热闹的要数杀年猪。屋后猪栏里那头养了一年的肥猪，被赶到房前的晒场上，晃着脑袋，哼哧哼哧地转。我们小孩子缩在大人身后，从人缝里张望。只听一声吆喝，有人上前揪住猪尾巴，用力向后拖，几个汉子一拥而上，抓猪腿的，拽猪耳朵的，按猪头的，猪嗷嗷直叫。可能怕猪咬人，有人将一根木柴横卡在猪嘴里，众人连抓带抱把那猪摁倒在案板上。猪仍拼命挣扎，嚎得震天响。杀猪师傅喊：“盆！快拿盆！”有人急忙将木盆推过去。师傅便一手按着猪头，一手拿起那把锋利的杀猪刀，顺着猪的颈子往里一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股热血汩汩涌进盆中。嚎叫声由高转低，渐渐只剩微弱的哼唧。寒风里，那猪血不多时便凝成颤巍巍的血豆腐。事后，猪血用大碗盛着分些给左邻右舍，猪肉则大半通过收购换些钱。
接着是捣年糕。几户约好，轮流着来。邻居门前的石臼旁，我们挤在檐下看。蒸好的米粉团倒进臼里，一人抡木槌捶打，另一人趁槌起的刹那，手疾眼快将糕团一翻。那默契，像是一场庄重的仪式。捶打到软韧适中了，便拿到堂屋木板上，大人趁热揉搓，用印模压出一条条带吉祥纹的糖糕。眼巴巴跟着的孩子们，总能分到一小团热乎的。父亲曾给我捏了个“金元宝”，我捧在手里，半天舍不得吃。年糕一条条叠在工字桌上，高高的，看着就喜庆。“年年高”嘛，过年餐桌上的第一道热菜就是年糕。将年糕切成片，与后园芥菜同烧，又糯又鲜。吃不完的浸在水缸里，能存到正月底。
炒米须等四公来做。那年腊月二十六夜里，轮到我家。我帮母亲拉风箱，呼啦呼啦。四公在大铁锅里炒热沙子，倒入晒干的糯米粒，沙沙地翻，米粒渐渐胀成胖嘟嘟的米花。起锅、下锅，看得我眼花缭乱。再掺上糖浆与炒香的豆子，倒到桌面压实、切块，一尝酥脆清香。炒米收进了铁皮箱，是正月里待客的茶点。
过年总要穿新衣。父亲是裁缝，年关越近越忙。常有人夹着布料上门，父亲一边聊着式样，一边拿皮尺量身材，用粉泥在布上画记号。那时村里还没电，熨斗是烧炭的。我总爱趴在地上，对着炉子风口吹气，看火星噼啪，觉得有趣。父亲踏缝纫机的声音哒哒响个不断，母亲低头钉扣子，我便帮着淘米煮饭。一直忙到除夕，有时初一还得赶工。但我们兄妹三人的新衣裳，父母从不忘记。
除夕那顿年夜饭，是一年里最为香甜可口的。大块吃肉，满嘴油光。最后上桌的鱼谁也不动，讨个“年年有余”的彩头。饭后，爷爷笑呵呵地发压岁钱，每人一张崭新的一元票子，我们揣在兜里，欢喜得快要飞起来。
正月初一，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涌到爷爷床前喊：“阿爷拜年！”爷爷从床边瓮里摸出几个蜜柑，一人一个。他叫这“红柑”，说外红内甜，日子也要这般红火甜蜜。
初二去外婆家拜年，最是开心。从文楼到山前，如今开车不过十分钟，那时走石板路得一个多钟头。穿上新衣，背上父亲的收音机，音量开得大大的，一路走，一路响，神气极了。路过都口街，喝一碗一分钱的哌嘭，咕咚下肚，畅快得很。外婆家人多热闹，点心吃不过来，表兄妹聚在一处，夜里打地铺，翻跟头，闹累了便东倒西歪睡一地。
等我回家时，姑妈家的表兄弟已来拜过年，没有遇上。后来见到鳌江表弟，他说：“最爱外公晒的番薯枣，软软甜甜的。”
爷爷衣柜里藏着几个纸蓬包，是姑妈送来的年礼。我难免嘴馋，趁爷爷不注意，悄悄打开柜子，从包头折缝里抠出黑枣、柿饼、龙眼或印糕，像孙悟空偷蟠桃，止不住手。有一回爷爷纳闷：“里头东西怎少了，不像老鼠咬的。”
纸蓬包渐渐瘪下去时，年也就过完了。
一晃许多年就过去了。老家早已变了样，原来交通不便的村庄变成四通八达、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如今的生活当然不是当初可以想象的，想吃啥穿啥，随时都能办到，真是天天过年一样。我从小外出求学、工作，已经有四十多年没在老家生活了，但小时候年的童趣和记忆依旧让人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