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风骨：晚清一群浙南士人的救亡图强
张喆
温州，这片浸润着永嘉学派“事功”思想的土地，素有务实、经世的传统。然而，当历史行至晚清，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几乎要将这叶扁舟倾覆。旧的秩序正在瓦解，传统的出路已被堵死。
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一群迷茫的读书人，重新发现了一种能与本土思想血脉共鸣的北方“实学”——颜李学派。这股强调“动手做”、“强体魄”的思想，与温州本地的永嘉学派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永嘉学派讲求“事功”，注重经邦济世的实际效用，这为温州士人打下了“务实”的思想底色。然而，面对晚清的全面危机，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的设计已显无力。颜李学派的出现，恰好将永嘉学派的“事功”要求，从“经制”的宏大层面，进一步深化、落实到了“个人”的根本层面。它不再仅仅问“国家制度该如何”，而是更彻底地追问“我辈读书人该如何行”，要求从每一个体的身体力行、躬行实践开始，重塑自我，进而重塑社会。
可以说，颜李学是对永嘉学的一种拓展与强化。它为在宏大叙事中备感无力的温州士人，提供了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自救之路：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本文讲述的，便是一群温州读书人，如何抓住这根思想的稻草，唤醒风骨，践行救亡的故事。
危局：风雨飘摇的温州城
晚清的温州，正陷入一场空前的内忧外患。
西学东渐的浪潮猛烈拍岸。1876年温州开埠后，教堂与西学随之涌入。文化的冲突与误解，迅速演变为社会的撕裂。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教会时常成为法外之地，部分教民的横行与司法不公，让民怨日益沸腾。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积怨被彻底点燃，愤怒的市民焚毁数座教堂，酿成震惊一时的“甲申教案”。这场冲突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西方的挑战，不止于船坚炮利，更是深入骨髓的文化与信仰之争。
与此同时，传统的秩序根基亦在松动。作为读书人唯一出路的科举，早已腐朽不堪，沦为僵化的文字游戏。温州士子终日埋首八股，思想僵化，品格孱弱，几近丧失了经世济民的能力与血性。瑞安林垟士人金晦，早年因顶撞学政被革去功名，他索性在灯笼上书写“革生”二字夜行于市，以示对整个体制的反抗。之后搬迁至平阳开酱园兼讲学谋生。中法战争的失败，更让这群读书人陷入深刻的绝望，对朝廷的愤懑与国势衰微的悲痛，达到了顶点。
外有强敌叩门，内无精神出路。晚清的温州士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焦虑。他们迫切需要一剂救亡图存的药方，一种能重塑人心与社会的思想武器。
求索：一门“做得”的学问
在这样的危局之下，将颜李学这门“做得”的学问引入温州的核心人物，正是瑞安士人金晦。他痛感宋明儒学的空谈误国，转而大力推崇清初思想家颜元“切实有用”的学问，并将其介绍给弟子刘绍宽等人，为这群苦闷的读书人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颜元激烈批判宋儒“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空疏之风，认为这早已掏空了儒学的实践内核。他主张，真正的学问并非“读”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颜李学的核心，可以浓缩为一个“习”字——实习、习行。它要求读书人不仅要读书，更要掌握安身立命的真本事。金晦的教学便彻底贯彻了这一理念，他不再局限于经书，而是分科实践：他授刘绍宽《仪礼》，因为礼仪条理简洁，便于实践；授陈质甫(名宗虞，字质甫，万全乡人)算学，并指导其考察平阳地理，著成《平阳全境图说》。
这种将知识与身体、修身与经世紧密结合的教育方式，最终将士人的目光从书斋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在颜李“实学”思想的感召下，刘绍宽找到了自己的“习行”之路——教育救国。他不再空谈理论，而是毅然东渡日本，实地考察新式教育。他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撰成《东瀛观学记》，并回国创办新式学堂，将颜李学派强健体魄、文武合一的理念融入课堂。这条从书斋走向世界的道路，正是这群士人将“求索”付诸实践的最佳证明。
风骨：一群“同志”的生死与共
金晦引入的这门学问，并未停留在纸面，而是迅速转化为行动，催生了一个以他为核心、有风骨、有温度的士人社群。他们互称“同志”，将颜李理念彻底融入生活。这个团体的风骨，集中体现在他们如何对待同志的生死，以及在世俗不解中的执着坚守上。
成员朱慕云，号次庄，白沙刘店人，生员功名。他在从学金晦师数月后不幸染上肺病，老师将他接到自己家中悉心照料。光绪十五年(1889)，年仅二十五岁的朱慕云在金晦家中病逝。刘绍宽在日记中沉痛地写道：“深以同志又殁一个为憾。”“同志”二字，道尽了他们超越师生、朋友的情谊。随后，金晦亲自护送朱次庄灵柩回乡，并遵循他们共同信奉的颜李学说，摒弃当时奢靡的丧葬陋习，一切从简。从居家照料到身后事安排，他们用最朴素的行动对抗着虚文浮礼，诠释了何为“生馆死殡之谊”。
另一位同志张陶的故事，则展现了另一种风骨。张陶，字幼亭，金乡人。张氏年少不羁，自从师金晦后，折节读书习行。他对颜李之学极为痴迷，甚至在自己的别墅“无闷草堂”旁为颜元立祠，每月朔望率友人致祭。此举在乡人中引发诸多非议，但他却能“独行其志”，不为所动。这种为信仰不惜对抗整个世俗环境的决绝，正是这群士人风骨的体现。刘绍宽评价：“幼亭能独行其志，余殊自愧也。”
晚清温州颜李学派的故事，是一群身处边缘的士人在时代剧变中奋力自救的缩影。它或许也是“温州精神”中一条被长期忽略的文化基因——那种务实、创新，尤其是在逆境中抱团取暖、生死与共的社群精神。从晚清士人对“圣贤之道”的躬行实践，到当代商人对“商业传奇”的奋力开拓，百年流转，形式虽异，其内在的风骨，却一脉相承，遥相呼应。
(原载于《温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