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〇”事件的血与泪 ——苍籍华侨印尼抗日记

　　陈汉莉

　　9月8日，苍南县马站镇蒲城社区西门街61号的爱国华侨陈季华故居正式开放，居住在香港的陈季华外孙女蔡亮女士与蒲城族亲及当地居民前来瞻仰。故居展示的图片及事迹由陈季华妻女珍藏近一个世纪后首次亮相，一帧帧发黄的老照片重现了民国时期温州一家人的温馨与幸福，也透露出一段温籍华侨在印尼秘密抗日的悲壮往事。

　　谋生南洋

　　同乡结同盟

　　陈季华，1908年出生，苍南县蒲城人，原名陈绍介，字季华，自幼聪慧，蒲门高等小学校(今马站小学)毕业后因家贫辍学。1928年，二十岁的陈季华投奔印尼苏门答腊岛当教员的大哥陈淑芬，后侨居苏门答腊岛棉兰，在亚齐的鹿树坤教书。1934年，他与陈淑芬的学生梁惠珍结婚。梁惠珍出生于华侨家庭，祖籍广东梅县。

　　“我四五岁时，家住棉兰第二条路。有两个人常来家中，他们和父亲分别以老周、老赵和小陈相称，就是周斌叔叔和赵洪品伯伯。”陈季华女儿陈家立这样回忆幼年时期的生活场景。

　　周斌，1911年出生于乐清市虹桥镇港沿村一个贫困家庭，念完初小后辍学，就当了一名木工学徒。因其聪慧过人，在地方上以“神童”著称。1937年夏，受同学赵洪品之邀，赴印尼苏门答腊岛火水山埠中华学校任教。1938年10月，经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和连贯介绍，周斌回国被安排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学习。抗大毕业后，再赴印尼组织开展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赵洪品，1902出生于乐清象东乡坭垟村，在浙南三育学校就读至初中毕业。后受五卅运动的影响，走上革命之路。大革命失败后，投奔印尼同学，侨居棉兰，先后担任棉兰第三小学和火水山中华学校校长。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他一直是棉兰抗日秘密组织的核心领导人。

　　苏门答腊岛是印尼第二大岛。棉兰是印尼第三大城市，也是苏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抗日战争爆发后，爱国华侨们纷纷参加地下秘密抗日组织，在棉兰第二条路陈季华的家中，这三位来自温州的老乡以老周、老赵和小陈的称呼拉近了距离，以肝胆相照的义气，共同探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后的“团结密码”。

　　创办书店

　　合力为抗日

　　1938年，周斌、赵洪品在陈季华家中商议，酝酿共同出资合力创办一家“大地书店”，三人各出资200荷盾，成为大地书店最早的股东。大地书店开张后由赵洪品主持。书店最初设在棉兰女皇街，后为扩大业务搬到了上海街。为避人耳目，往往把进步书籍放在箱底，上面则是灰色的言情武侠小说，以及宣扬三民主义的书籍。书店通过各种办法和渠道进口各种社会科学书籍以及宣传抗日的书刊，成为当地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机构和活动中心。

　　为支援国内抗日，赵洪品、周斌等积极发动棉兰华侨抗日组织以筹赈灾民名义筹集捐款，并由印尼新报社社长洪渊源将捐款转汇给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用以救护国内抗战中受伤的将士。他们在捐款信上说：“请把捐款交给坚决抗战的部队。”香港回信道：“请你们放心！”日军入侵苏岛后，他们组织了华侨抗日秘密团体，大地书店成为秘密活动据点。后来，为募捐抗日经费，大地书店还兼作其他生意，另创建大发公司，专筹抗日经费。

　　假借烹狗

　　密谋付之行

　　1939年9月1日，二战全面爆发，世界各国纷纷发起反法西斯的斗争。棉兰地下抗日秘密组织活动也日益频繁，机智的陈季华利用当地人忌吃狗肉的习俗，多次以烹狗煮酒的名义秘密召集开会，而妻子梁惠珍佯装做针线活，在前厅守护。当时，棉兰地下抗日组织的多项活动就在陈家酝酿商讨后付之行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相继侵占印尼群岛。1942年3月，日军占领苏岛，同时在苏岛组织所谓的“华侨协会”企图实施“以华制华”，苏岛的形势更趋于黑暗，陷入更为血腥、恐怖的统治中。面对侵略者的铁蹄，许多华侨自发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之中。他们或通过华侨社团暗中筹款，支援祖国的抗战；或在报刊、学校中宣传抗日思想；或为南洋各地的抗日武装提供情报和物资。

　　1943年初，苏岛两个秘密抗日组织华抗(苏岛华侨抗敌协会)和反盟经过协商，决定在保留原有组织的基础上，联合成立苏岛反法西斯总同盟(简称“总同盟”)，实行统一领导，赵洪品担任总同盟主席。他们依托大地书店秘密收听联军广播(日军禁止市民使用收音机)，然后把消息传递给抗日组织。同时，还供应印刷材料支持著名作家、后担任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王任叔主编《前进报》。《前进报》冲破重重封锁线，传播国内抗战消息，进行宣传抗日，号召华侨与当地印尼人民团结合作，增强侨胞的抗战信心。

　　风云跌宕

　　热血洒他乡

　　苏岛城市棉兰、先达一带华侨抗日活动活跃，成为日军“心腹之患”。1943年秋，日军对华侨社会的监控达到了白热化。日军宪兵队和特务机关不断搜集情报，寻找机会铲除抗日骨干。日军秘密逮捕了华抗成员王桐杰，王因不堪酷刑而叛变。9月20日，日军在全苏岛进行史无前例的大检举、大逮捕，造成了反盟和华抗两个抗日秘密组织成员和秘密小报读者近百人被捕，其中11人被处死，7人被迫害致死，1人被捕后失踪，50多人被监禁，这就是震惊苏岛的“九·二○”事件。陈季华就是这一天第一次被捕。因王桐杰为华抗成员，对反盟情况并不了解，陈季华以一口流利的日语掩饰身份而得以获释。周斌当时虽平安转移到农村隐蔽，但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及特高课(日本特务组织)四处搜捕下，于1944年8月不幸被捕，1945年3月被杀害。

　　“九·二○”事件后，苏岛各地被捕的各族各界人士达数百人。获释后的陈季华仍以经商为掩护，暗自支援逃亡在外的盟友，以及接济被捕盟友的家属。1944年8月，陈季华在自己的家中再次被捕。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被日本鬼子抓走的情景：一辆吉普车嘎然停在家门口，镶着金牙、头戴脑后挂着布帘的日本军帽的鬼子兵，强行抓走身穿条子睡衣、脚踩拖鞋的父亲，吉普车绝尘而去……”2003年，正值印尼棉兰华侨社团开展“九·二○”事件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年过花甲的陈家立对当年的那一幕依然记忆犹新。

　　1945年9月1日，除死难者外，被捕的抗日人士被全部释放，唯陈季华毫无音讯。为寻找丈夫，梁惠珍踏遍了棉兰、先达和瓜拉新邦监狱的大门。后又经追悼“九·二○”殉难战士的“同志会”到处寻访，均无下落。

　　赵洪品在“九·二○”事件中被当地群众掩护转移。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民主日报》经理，并为棉兰华侨总会负责人之一。1954年9月，以华侨回国观光团成员参加国庆大典。1956年由外交部派往香港，先后任学术书店和艺声唱片公司经理、中侨委印尼组副组长等职。1985年在香港病逝。

　　祭奠烈士

　　盟军致慰问

　　1946年9月20日，纪念苏岛抗日反法西斯殉难志士委员会特编“九·二○”三周年纪念刊《血仇》，刊出了周斌、陈季华的事迹和照片，联军驻棉兰司令部将周斌、陈季华等十九位死难者一起列入苏岛华侨抗日殉难志士名单，并向殉难志士家属致慰问信，慰问信这样写道：“抗日反法西斯之华侨战士……彼等为人类之正义和平偿付最高之代价，此种光辉之功绩与无与伦比之英勇，将成为苏门答腊全体华侨社会不可磨灭之永恒纪念碑；彼等之英名与盟国的忠勇战士同垂不朽。”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苏北华侨在中国民主同盟苏岛支部的领导下又成立了华侨总会，梁惠珍加入棉华妇女会，之前她曾在当地妇女补习班教课，不仅教授文化知识，还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战火蔓延至中国边境，为声援抗美援朝，苏北华侨和印尼保和会曾在棉兰独立广场举行《禁止使用原子弹，保卫世界和平》群众大会，梁惠珍作为妇女代表在会上演讲，呼吁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陈家立容貌长得像她的父亲——陈季华，长大后的她毅然选择回国求学就业，成为一名教员。

　　战后，印尼华侨社团持续为“九·二〇”殉难的抗日志士和爱国华侨举行公祭，修建纪念碑，出版纪念册，以告慰英魂。这场持续了80年的仪式，已经成为这座英雄城市最深层最浓烈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图腾。

　　出发尚是少年身，归来已是报国躯。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80多年过去了，“九·二〇”事件的血泪与英勇，将永远铭刻在新中国的集体记忆之中。

　　(原载于《温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