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人之始源 岂能乱编谱牒 ——刘绍宽先生与宗谱三件事

　　陈墨

　　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明显者，莫不过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尤其是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古时取得功名者，必先关注自己的出处，所谓生命初始与终极问题，是作为人务必要知晓的。故不少成名者，回乡第一件事，就是热衷家谱与家庙宗祠的修建。如众所周知的欧阳修与苏洵等名流，亲自参与家谱编修，对谱牒贡献之大，至今还流传使用“欧式”与“苏式”编谱两法。在近代，老平阳不少闻达之人，或亲自带头修缮宗谱与宗祠，或作为宗祠主祭者，参与祭祖活动，为宗谱撰序立文，蔚然成风，无不体现当年社会风尚。

　　而今,无论职位高低，凡被世人赞为功成名就者，对于宗谱宗祠，能不参与最好避而远之，并用“公职者不涉足民间事”之话儿推脱之，祖源好像彻底与这波人无关了。就连自称地方文史研究或爱好者，对宗谱总是带有一种轻视甚至鄙视的态度，认为宗谱是不靠谱的，不能作为一种可信史料使用。作为在近代温州文史界，可称为权威者的刘绍宽先生，对宗谱所持的态度，又是如何？

　　一、重视宗谱

　　从《刘绍宽日记》，可看出他对宗祠祭祖，宗谱修篆等活动之重视。在他的日记中，经常写道：“礼中堂、灶神、祖先”，“往刘店，与祭宗祠”等语。刘绍宽对于自己家谱，是有一定研究的，可称如数家珍。他从家谱与其他史料，获知刘店刘氏始祖为德舆公，二世祖为天益公......并了解了列祖列宗相关事迹。他不但关注本族历史，还关注或解决了其他姓氏的宗谱问题。如他生前曾查抄了宋、王、方、章、陈、蔡、夏、杨、童、黄、陈、张、祝等各姓宗谱，并依据史料与史据给予考证，得出孰是孰非，确信了好多宗谱为信史，对宗谱的一些做法，给予肯定。

　　一个人对宗谱是否重视，与他对祖先的态度，对自己出处的重视，有着直接关系。如果没有祖先概念，没有家族观念，就不会有敬畏思想，则无法对宗谱产生热情。哪怕偶尔参与了这方面的事儿，则是因自身一些需要而已，并非尊重祖先。如近人成立的各种宗亲组织，建祠修谱，姓氏源流研究等等，看似很有宗族宗亲观念，实质有各种欲求掺杂其中，已与前人不可同日而语。从《刘绍宽日记》所记载来看，他几乎走遍了老平阳所有刘氏后裔聚居地，是很有宗亲情怀的一位地方文史学者。先生与那时的大多数人一样，是重视宗谱与宗祠，有祖先信仰的有神论者。他看重世间万事万物所存在的千丝万缕关系，总是怀着敬畏之心，谨慎对待宗谱。

　　二、联宗联谱

　　宗谱之所以有出现不实现象，好多情况是基于联宗联谱的需要所致。出现此情况是有一定内在动机的，无非就是想扩大势力，增加宗姓力量。笔者从已查阅过的一些宗谱所存在的普遍情况而论，因古人有敬畏祖先之念，如知不实而行之，则在宗谱上，或显或隐，会有所体现，有所提示。现介绍刘绍宽与宗谱中有关“联宗联谱”现象的三事例。

　　1909年冬月，时任温州府中学堂监督的刘绍宽，为就学于该校的陈功甫之祖父陈观光撰写传文：“己酉岁，余监督郡学，其孙襄，嘱余纪公之行事。”时陈功甫已19周岁，在他家族之上辈人中，先后有三代人主修过今望里镇浃底园陈氏宗谱，分别为：二曾祖陈正缔，时尊为乡耆，于1841年主持首建宗祠与宗谱，和1852年宗谱；其祖父陈观光，时尊为乡耆,其遗像供奉谱首，于1881年主修族谱。父亲陈林儒，生员，从事教职，于1909年主修族谱。出生于1890年的陈功甫，与曾祖辈生活年代并不久远，见过其祖，且与其父长期生活在一起，对于家族家谱的一些情况，是非常地了解。从刘绍宽在传文开头写道：“公讳观光，字觐侯，汉陈公实之裔也。生几岁而为后于伯父正忱公。”并详细介绍陈功甫祖父行善事例等来看，内容无疑取之于陈功甫的介绍与浃底园《陈氏宗谱》。刘绍宽为何写陈功甫祖父为汉陈公实之裔？纵观今苍南县《陈氏宗谱》，几乎全县所有陈氏均自称为陈实公之裔，并非仅仅是浃底园陈氏，未免有些笼统，不够严谨。再者，东汉陈实公离出生于晚清的陈观光，实在太久远了，很难考证两者关系，只能说宗谱有片言只语提及陈实而已。笔者结合现存浃底园新旧两版本宗谱与1721年、1852年、1909年版谱序，介绍该族谱具体情况：一是自陈功甫上源第十世祖陈毓采两兄弟返回平阳后，至上源第八世祖陈国明等首修谱，按古下涝陈谱修是谱，为双桂里陈氏派下。至陈功甫曾祖辈转接今苍南县龙湖陈谱系，前后两版本宗谱的共同始源为陈实。二是按后版龙湖陈世系，陈实至丕行辈，为无据而续世系，不好当真来写。当年转续时，特意改原德诚公二十二世孙丕荒为丕封，特立为始祖和一世祖，但自丕封上源至陈实有几十世，虽存于谱中，却在谱序上一字不提。很明显，意在断自丕封公，丕封之上不靠谱，故一字不提。转续龙湖陈谱系却又不承认龙湖陈世系，这从陈功甫父亲于1909年所撰谱序，就非常明确。而考证龙湖陈世系，证实为虚构，站不住脚。陈功甫族谱在当年的处理方式，与刘绍宽后来称赞过的陈公翰宗谱，是一样的做法，而刘氏本身又是那个年代人，岂能不懂，岂能无视史实。

　　如上述，笔者推测，在当年刘绍宽看来，介绍陈功甫祖父家世，不好写德诚之裔，因当年传文载入显示龙湖陈世系的新谱，势必会自相矛盾。又不能写新谱上源中出现的陈元光等人物之裔，因该谱为无据而接，上源世系不实。还不好写谱中始祖丕封之裔，之所以既立陈实为始祖，又立丕封为始祖，实则有上述之原因。基于此，刘绍宽选择前后两版本谱系之共源陈实公写之，虽久远但相对适宜。当然，如按今所发现的史料，历史上的“陈寔”与“陈实”是不同的两个人。如论东汉颍川名士当为“陈寔”而非“陈实”，刘绍宽对此并无考证，当以老平阳各地陈氏宗谱记载为据而论之。

　　如上述，浃底园陈氏宗谱之所以出现前后不同版本，实不是问题，因在1852年转谱系时，已作了非常好的处理。刘氏写陈功甫祖父祖源，据宗谱所呈现的资料，据实而写，相当严谨。如按今人写法，当会毫不犹豫写下“陈元光之裔”、“十八丕”之后也。无据乱推乱定，凭立场治史，诚是今治史者之弊，与刘老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了。

　　三、插枝攀附

　　宗谱不实，除联宗联谱外，还有诸如插枝、攀附等现象的出现。当然，这些情况的出现，在于主修宗谱者的动机，无非就是为了找靠山，光宗耀祖。刘氏对下面事例的处理与态度，与上述事例的做法，如出一辙，可见其治谱与治史态度一以贯之，那就是求实据，重史据，不作无据推论。1938年十月十日，今宜山陈公翰，交水亭族谱四册于刘绍宽，请其考证族源。刘看后回复道：“此谱叙先世皆不足凭，其始祖陈瓒，唐时横阳令，此于《县志》已无据。然此为绛里始祖，至九世绍僧迁江南陈库。兹姑就其第六世浚明为宋庆元五年己未入太学推之，是时，浚明入学姑作十四岁以算，至元皇庆末年，计百四十七年。绍僧子陈高生二子。明年延祐元年，此百四十七年，仅传浚明、思齐、绍僧三世，则是每世各四十九岁始生子，绍僧亦须四十九岁方生陈高，此必无之理。又陈高传四世，道广于明天启间由陈库徙水亭，道广生于明正统年间。陈高于元至正廿六年离平阳，廿七年卒于怀庆，其家中己有两子。其长子浩，姑以六十岁推之，至明正德末年，计七十四年，与浩子俊折半，须卅七岁始生俊，俊亦须过于此岁方生道广，亦必无之理，可见此谱在道广以前皆不可凭。则此水亭之谱，断自道广为始祖，以上皆存而弗论，极是也。”

　　刘绍宽依该族谱所呈现的世系传续年龄、其他派系族谱、陈高生平、地方史志等史料，推论该谱世系各代祖先传续年龄不符常理，不足为凭。他认为该谱断自迁居水亭道广为始祖，以上皆存而弗论，这样做法就很对。但见今之宜山镇水亭村《陈氏宗谱》，称道广为陈瓒十六世孙，是始迁祖而非始祖，道广至陈瓒世系，完全承认，并非存疑弗论。自此，完全看出是今人不按前人做法，已丧失严谨二字，随意性是今人治史的常态。

　　四、不造虚名

　　宗谱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据代代相传，在已知开基祖上面还有一代人，或还存有坟墓，但已不知名，这事且看刘绍宽是如何处理的？

　　1938年八月十二日，今藻溪镇繁枝陈谱始祖失其名，而伪撰一名补之，繁枝陈天孩觉不妥，为这事特意请教刘绍宽。刘回复道：《史》、《汉》“高帝纪”，不知高帝父名，虚称“太公”，最为足法。应书始祖太公，旁注云“名佚”，则得之矣。足以可见，刘绍宽不但博学多才，敬畏先人，而且对待宗谱持求实态度，不搞虚名,更不能凭空给祖先起名。观今繁枝陈谱，曾为失名始祖起名“丕”公，欲与今藻溪其他陈谱中“丕”辈衔接，成兄成弟，联宗联谱。又有版本，称失名始祖为太公，号克昌，系陈元光二十八世孙，世居漳州龙溪县蓝径地方。还有版本自始祖上源衔接至今福建漳州浦西陈谱。笔者估之，始祖既然失名，无史据可依，今人凭什么史料，编造上述资料？其上源接至陈元光，又是依据什么？但见陈候庸旧谱系并无今苍南陈氏后裔，且谱载其为进士，而漳州与龙溪县史志并无此人，真是疑问重重。难道当年陈天孩与刘绍宽不如今人，还未查阅到上述史料？或陈天孩没有按刘绍宽之意？在笔者看来，陈天孩既认为伪撰一名补之不妥，又有刘绍宽引据指导，不会乱改祖源或乱起祖名，可推测在陈天孩去世或失势之后，繁枝陈氏宗谱负责人之所为，应是今人无视史据，凭需要而乱为。

　　从上例子，可看出刘绍宽既重视宗谱，但不一味接受与否定，经考证有据而论。纵观那个年代，从严从实治史为主流理念，为治史主方向。上述的陈公翰留学过日本，陈天孩是老平阳诗才，陈功甫后来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在中国史学界占有一席之位。他们对宗谱的态度，与刘绍宽无疑是一致的，体现了近代知识分子对宗谱的一般观念。作为当年温州地方历史权威，凭持一份史料说一份话的治史态度，不作没有根据的推论，依史实说话，不玩虚假，是难得的一位在史德、史识、史才等方面，均有可取的文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