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一声“张老师” ——四十年教师节手记

　　张骋

　　开学伊始，事务繁多。刚在“暑期教师研修”里埋头啃完最后一条视频，又被“师德培训”一把薅回座位；始学教育的铃声尚未落定，表格、承诺书、APP已排成队，新生的家访电话此起彼伏。忙碌缝隙里，我翻读丘丘的口语诗《打工人》——“请称我为工人/不要称我为打工人/加一个打字/我会痛”，恰在此时，教研组的聚餐短信“叮”地跳出，才恍然记起教师节快到了。那一瞬，仿佛也被某个“打”字击中。

　　生活需要仪式感，节日尤需。教师节就该有这样一声“集合号”。无论DIY还是AA制，大家围桌而坐，新老同仁，把一年的苦辣酸甜兑进同一杯酒和茶里，才不算辜负“师者”二字。

　　我在教师节里已整整走了四十圈。1984年9月，我背着行囊跨进温州师专；次年秋，中国迎来第一个教师节。外语系女生心灵手巧，连夜赶制贺卡，班主任朱老师把26份写满英文祝福的卡片送到每位科任老师手里，那天下午还破天荒放了半天假——纯粹、简单，却让整个校园都像被阳光泡过。四十一年倏忽而过，我从“小张同学”熬成“老张老师”，辗转八所学校，故事攒了一箩筐，却大多寡淡得像白开水：横幅年年拉，会照开，假难放，补贴缺席，活动欠奉；更有甚者，某年教师节清早，全校教师被拉去十字路口当文明交通志愿者，烈日下站了三个小时，换来一身痱子和一纸“自愿公益”签名。记得今年初邻县曝出“教师被家长群围攻”事件：一位班主任因批评学生带手机进课堂，家长深夜冲进学校，拍桌辱骂，甚至扬言“让你饭碗不保”。报警后，派出所只做“调解”，校方息事宁人，要求老师“顾全大局”写检讨。更遑论绩效考核被层层截留、校内补课被家长举报却无人澄清、职称评聘被“投票”暗箱操作……这些或大或小的切口，像一把钝刀，一点点割着教师本就单薄的尊严。

　　国家设立教师节，原是要在全社会播撒尊师重教的种子。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投入的首位，保障待遇、抬升地位。然而，到了某些地方，文件上的“优先”却成了账本里的“暂缓”。工资条上的数字虽不再像当年“臭老九”那般寒碜，却常被“统筹”“缓发”甚至“提前预支”玩成数字游戏——上半年欠的，下半年一次性发，乍一看“还行”，实则把教师的柴米油盐拖成跨季期货。到了教师节这几天，媒体照例把镜头对准“名优特”，鲜花、掌声、红证书堆成小山，可镜头扫不到的地方，更多普通老师连一张节日慰问券都收不到。坊间笑谈：在本县房价挤进全国前十的镇子里，高档小区里住着领导、老板，也住着老师和医生——可谁若真去翻翻他们的按揭短信，就知道那套房多半是用周末补课、夜晚托管一节一节“攒”出来的。教育法、教师法写得明明白白——“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现实却总差那么一截。差距靠什么补？牺牲假期、透支健康，换来家长心知肚明的“自愿辅导费”，而相关部门远远望见，只作雾里看花，各美其美。

　　至于教师节究竟该定在哪天，6月6日、9月28日，还是民间调侃的9月4日(谐音“教师”)，我倒觉得哪一天都行，关键在“情真”。前几年我揣着一张“浙江省30年教龄荣誉证”逛景区，大多被门卫一句“没接到通知”挡回，只在杭嘉湖几个博物馆用过几回。世事冷暖，我心自知。有人爱用“蜡烛”“春蚕”来歌颂教师，我却不以为然。教书育人，只是分内之职，既不卑微，也无需神坛。工作者本就该美丽而体面地活着。

　　这几天七年级军训，学校难得给我们一天假。于是，从清晨到深夜，祝贺短信和电话像江南的雨，一阵毛毛细雨，一阵瓢泼“西北雨”，淅淅沥沥又哗啦哗啦，把记忆浇得透湿。

　　前两年教七年级，班里冒出个十二周岁便一米九五、二百一十八斤的“大汉金仔”。教书三十九年，“生旦净丑”见得多了，这样的海拔却是头回。我拉着他拍了张合影，发到朋友圈：“教育生涯的新高度，原来可以这么具象。”

　　四十载粉笔春秋，两袖清风，也曾被雨打风吹，也曾被灯火簇拥。若无延迟退休，明年此时我便要真正谢幕，回家含饴弄孙。愿下一个教师节，所有老师都能挺直脊梁，手捧鲜花，也手握尊严；愿人间有情，日日皆节；愿我归来仍是少年，仍被世界温柔地唤一声：张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