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现在的歌词是怎么了”
金瓯
现代华语音乐发展至今，一路吐故纳新，融合多元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然而近年来也浮现出一些繁荣背后的困境。在“快餐时代”背景下，音乐制作的速度极大加快，作品质量往往参差不齐，部分歌词屡遭议论与批评。
有的词堆砌大量华丽的辞藻，内容却空洞无味，如《离人愁》中将“江湖悠悠”“浊酒”“繁华”等词汇一锅乱炖拼凑成古风杂烩；有的歌词利用低俗和无厘头词汇博眼球，如“宝贝宝贝我们干一杯”“顽皮老板喝不醉，每天都在天上飞”等；有的歌词融合魔性洗脑热词，如“宝宝肚肚打雷啦”“恐龙扛狼扛狼扛”“我总是临时抱佛脚”式复读机歌词；还有的歌词语法错误频出，如“霸王收起剑，别姬也已走远”将“别姬”误作名词。这些缺乏审美价值和违背常识的歌词极大程度地阻碍了现代华语音乐的健康发展。
当然，任何时代的音乐都不该被以偏概全。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每个时代都有精心创作的作品，为我们的耳朵保留了一方净土。过去崔健在《假行僧》中传达出“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的粗粝诗意，如今万能青年旅店在《山雀》中用“山崖复远望，仓皇、无告、不回的河流”的笔触诠释着自由的生命姿态；过去朴树在《白桦林》中勾勒了一段战争时代的凄美爱情，如今赵雷在《阿刁》中用同样朴实的语言描摹了一位“甘于平凡却不甘平凡的腐烂”的倔强女孩阿刁。这些穿越时代的音乐作品，如同暗夜长河中的星火，在彼此心中连缀，永不熄灭。
二
那么，是否含蓄内敛的歌词一定胜于通俗直白的歌词？我们该以如何的标准考量歌词的好坏？
切莫切割歌词与音乐整体。不同于文学作品，歌词作为音乐作品中的元素之一，我们在考量与鉴赏歌词时绕不开对音乐整体的理解。
不同的音乐风格对歌词有着不同的要求和期待。国风音乐倾向于使用典雅、深邃的词藻，结合五声调式，尽显东方韵味；摇滚乐更偏爱直白、热烈的语言，以表达不羁与自由的精神，如同音墙里炸裂的烟花；而民谣则像是时光的底片，通过质朴和生活化的语言展现生活的纹理。因此，歌词并非孤立存在，它终究是音乐内核的具象表达方式之一，评价歌词的好坏应将其置于特定的音乐语境中进行多维度的考量，而不是局限于文字本身。优秀的歌词总是能够与音乐的旋律和节奏相得益彰，进而准确地传达出音乐所要表达的情感和主题，与听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歌词的感染力不仅依赖于文字技巧。当我们赏析一篇文章时，会从语言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着手，品味歌词亦是如此。除了文字技巧和主题深度外，经常被忽略的一点便是切入点。不同的切入点会在听众脑海中激活不同的视觉联想、空间层次和情感氛围。好的切入点具有叙事视角的独特性、情感表达的精准性、艺术表达的创新性，能够构建多层次的意象与氛围，时常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天马行空的浪漫和灵动气息。
陈绮贞的《小步舞曲》将一位少女在街道避雨的情景比作跳着欢快的华尔兹，轻快的鼓点搭配旋律中透露出的淡淡忧伤，诉说着少年时期忧伤纠结与天真洒脱并存的悖论。方大同的《小小虫》用极简的文字和编曲，透过“巨人”般的人类视角，细腻地展现了腼腆笨拙的少年对小虫的感恩与歉意，歌中唱道“它用自己摔下的痛苦换我幸福”，正是小虫跌落的痛楚，成就了少年勇敢示爱的契机。这便是表达的艺术。
三
现在的音乐究竟怎么了呢？
艺术无贵贱，匠心定高低。如同烹饪，同一把青菜，拙手炒的蔫黄软烂，而名厨炒的碧色如初；同一篮水果，庸手堆砌成糖精罐头，而大师却淬炼出陈年佳酿。
大众讨厌的真的是简单直白的歌词吗？
或许真正令人诟病的，是过度商业化与娱乐化的音乐创作。从批量生产的歌词，到算法生成的旋律模板，到编曲中合成器堆砌的廉价音效——当代华语音乐正在经历一场“生态荒漠化”。
流量时代对音乐生态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个时代并非没有好音乐，只是它们被淹没在流量的浪潮中，蜷缩在主流视野之外的角落。而被流量选择的劣质音乐却能通过短视频平台实现指数级传播，借助商场、交通场所等公共空间进行强制听觉植入。它们的生命周期短，却泛滥成灾。
过去歌曲中的“悲伤”像一件尘封多年的旧毛衣，温暖却带着记忆的刺痒，如今“悲伤”仿佛成为了被精心包装的商品。唱片公司、媒体平台、流量算法共同构建了一条情绪流水线。情绪供应商贩卖大量的伤心故事，源源不断地对用户进行精准投递，15秒的副歌切片搭配心碎镜头，使听众催生出情绪依赖和成瘾性，构建“心碎者联盟”。
这不是艺术的表达，而是一门精准计算的情感经济学。
劣质音乐的传播是全年龄层的无差别渗透。从学龄前儿童哼唱的洗脑儿歌，到青少年群体追捧的热门BGM，再到广场舞大妈的伴奏神曲，无人能逃过这类音乐的“洗脑”。
劣质音乐的流行并非源于年轻人的追捧。许多人将劣质音乐的泛滥归因于代际审美的差异，认为这不过是新一代听众品味降级的表现。实则不然，年轻人津津乐道毫无营养的歌词或是制作二创视频、鬼畜混剪，放大这类歌曲的荒谬之处，意图不是追捧，而是犀利的嘲讽。这种“审丑狂欢”也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劣质音乐的生长，创作者甚至主动生产具备“被嘲特质”的歌曲，刻意制造记忆点供网友恶搞玩梗，毕竟“黑红”也是“红”。
青少年儿童和中老年群体是劣质音乐的主要受害者。上世纪的音乐教育资源较为有限，普通民众接触音乐的机会屈指可数。唱片、音乐会等艺术资源受经济条件限制，多数人只能通过广播或集体活动接触少量音乐作品。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可能会导致大众缺乏足够的听觉经验和审美参照系。当音乐传播突然进入数字化、全民化时代，许多中老年人的审美判断体系尚未做好应对海量音乐信息的准备，就被强刺激性的劣质音乐吸引——这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特定历史条件带来的局限性。
劣质音乐对青少年儿童的影响，不仅是“不好听”那么简单。青少年儿童处于审美塑形期，尚未形成完整的价值判断。许多歌词传达出对爱情的病态依赖、极端占有让青少年误将“痛苦”与“深刻”等同。另有部分歌词过度强调物质与成功，金钱、颜值、地位至上的价值导向助长了青少年的焦虑、攀比心理。歌词语言的贫乏容易造成情感表达的扁平化，创造力的萎缩与批判性思维的退化。长期浸泡在流水线音乐中，青少年儿童的听觉敏感度逐渐钝化，对艺术美学的感知力会变得单一且模糊。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如今音乐创作却被“短平快”的生活节奏裹挟。长此以往，当工业生产蚕食审美生态，流量绞杀艺术，劣币驱逐良币，整个行业将陷入一种粗制滥造的恶性循环和审美降级危机。
四
尊重审美的多样性。突飞猛进的数字技术打破了音乐制作的门槛，流媒体平台消弭了地域文化的隔阂，各种音乐形态得以自由碰撞、交融共生，进而衍生出无数风格迥异的分支，不同音乐风格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听觉光谱。从功能性角度而言，不同风格的音乐都有其存在的意义。罗大佑在《鹿港小镇》中诉说道“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领略完如此沉重的城市化冲击与现代文明的代价后，不防听一曲《早安！晨之美》，在早餐店尽情挑选早餐，元气满满地开启新的一天，毕竟人生也需要一些轻松与幽默。
良好的音乐素养不在于固守单一的审美标准，而在于用包容开放的耳朵培养理解不同音乐的能力，或许每一次聆听都有可能开启全新的审美维度。在这个算法主导的时代，保持听觉的开放性格外珍贵，它让我们得以突破信息茧房，在多元的音乐世界中保持独立思考，既不被商业流量裹挟，也不因审美优越感固步自封。
面对当下华语音乐的困境，我们既不必因商业泛滥而悲观，也不该因审美分歧而对立。真正的出路，或许在于回归创作的本真——用声音搭建起人与人之间理解与共情的桥梁，让音乐成为真诚的表达，而非流量的附庸。好音乐从不会因时间褪色，而是跨越时代，成为照亮人心的永恒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