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方子

　　沈德磅

　　我出差飞了一趟西安和安康，拜访了几位在外打拼多年的老乡和一位二十年未见的大学同学，行程顺利、圆满，老乡和同学极致热情，我也带着满满的祝福回家。舟车劳顿、几经辗转，返程回到城里住所已入深夜，之前消失的耳鸣竟偷摸着夜色再次突袭了我，而且愈发的厉害，鸣得我整宿睡不着。好不容易挨到天蒙蒙亮，我就火急火燎地去了医院。

　　我述说病情由来，医生听听、看看、写写，沉思片刻，埋怨道：“半个月前，初诊神经性耳鸣，医嘱应当注意休息，不要去嘈杂的工厂，尽当耳旁风，怎么还搭飞机。”

　　对呀，我竟全忘了此前的医嘱了，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我急着问：“还会好吗？”

　　医生嘟起嘴，摇摇头：“复发的耳鸣是极难再愈的。”这个医生真是直肠子，他说得斩钉截铁，没有半点婉转迂回，对于病的愈后更是没有半点商量余地。

　　很显然，医生很专业。可眼下，我对医生的术业专攻竟生不出半点喜欢来。哪怕他误诊，或者欺瞒，说点虚情假意的话，我也欢喜些。唉，我的心情又沉重了几分，耳鸣也更响了。

　　“那还怎么睡？”我追问。

　　“无须多想，按时服药，睡过去先。”医生给我开了抗焦虑和安眠的处方单子。我到药房取了药，悻悻地离开了医院。

　　回到家，母亲闻言我要靠服用精神类药品入睡，吓了一跳。母亲忍不住难过，也止不了惧怕，病在我身上，痛却加倍给了她，而且这药似乎是不可触碰的毒药。这也难怪，他们都说，我的一个堂哥就因害了相思病而服用这种药，而终生精神致残。堂哥是母亲最疼爱的侄儿，她每每说起堂哥就要替他的命鸣不平，可她又是信佛的人，不会指天骂地，最后只好唉声叹气，以“都是命”成为自我安慰的终点。而我是他的儿子，她哪里能不更加担心，更加警惕？

　　她劝我：“你是太担心孩子了，肝火攻心，听我得，别吃这个药，我去山上寻点草药，熬一熬。”“你爸，在工地，有一次连续四五天睡不过去，也没吃这药。他回家了，就都好了，你不能吃。”“请几天假，回家来住。住些日子，就好了。”在母亲的话语里，我听出了“回家”是治愈一切病痛的方子。

　　母亲是很清楚我的。她带我来到世间，又养大我，接着又帮着带大我的孩子，她懂我的心事：为孩子担心，为工作犯愁，睡眠一直不好。所以她对我的诊断是细腻而准确的。

　　虽然我的母亲没有读过书，没有文化，但她对生活很有判断。她一直认为堂哥的“病”不该听医生的，我们所有人都不该听医生的。他正是吃错了药而得病的。她说，堂哥是心病，还得心药医。哪里有人害了相思病，不去找对象讨解药，而去医院讨方子的？我的母亲一直为堂哥的事耿耿于怀，她甚至一度埋怨我的伯父、伯母当时不够果断、没有担当，面子哪有儿子重要。

　　事情要追溯到2002年，那时堂哥跟我父亲在山东烟台下井打钻，当了矿工，母亲跟着给他们洗衣做饭，而我正在河南新乡念大一。那年寒假，我没回老家，而是去了烟台跟他们汇合，一起留在山东过年。我是矿工的儿子，可我是第一次来到矿上的。

　　矿上没什么新奇。两排的简易工棚，矮矮地贴着山坎，一口黑不溜秋的矿井，深不见底，一只吊篮连接着地底的黑暗与地面的光明。矿工们一旦爬进了摇晃的吊篮，他们就等于爬上了命运的船了。井上的人不知道黑暗里会发生什么事情，井下的人也不会知晓黑暗里爆破开的是黄金还是灾难。地上的工友们只是麻木地等着井下的吊篮升上来，载他们下井上工。而所有的家属呢，只能是揪心地等着地心传来的打炮声与大地的微微颤抖，于是他们的心也跟着颤一下，在揪心与颤抖里等着他们爬出井口，等着他们回来吃饭。

　　我跟堂哥睡一个工棚，挤一张床，所以我触碰到了堂哥的心事。

　　堂哥正在跟老家的一个姑娘谈恋爱。堂哥每一次从黑秋秋的井下爬出地面，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洗手、洗脸和吃饭，而是摘下挂在工棚顶板上的手机，急切地查阅一番，再跑到对门的小山坡上，努力摸索着一块信号好点的方位，再频繁地开关机，让“Hello Moto”的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他只是为了确定信号更稳了，不会再轻易地和那个姑娘断线了，他才认真地处理短信和打电话。

　　堂哥的一言一语都是真诚而热烈的。每一次井下的孤独挖掘，每一次爆破的光亮撕裂巷道，在黑暗和未知的领域里探索必然险象环生，这无疑让他对当下拥有的这份感情有了更强烈的渴求。堂哥倾尽所有，挖掘那条通向光明的暗道。

　　我也暗暗庆幸，大学入学时，堂哥送我到县城长途汽车站，执意要把手机送我，手机太贵重了，幸亏我没收下。如果我拿了那个手机，天各一方，堂哥该用什么跟那个老家的姑娘维系感情呢？手机给了我，我又能给谁发消息呢？

　　而更多的时候，手机里并没有任何关于那个姑娘的新的消息，堂哥抓惯了风钻的粗手，抓手机就有些不习惯，感觉空落落的，跟他的心一样。这时，他就会怔怔地站在风里等，等风刮来姑娘的消息。可等久了也没等到，只好呆呆地看着天空，呆呆地等我们喊他吃饭。堂哥在地面的情形比在井下还令我揪心。

　　堂哥的心事，我的母亲知道得更多。她忧心忡忡，她对我说：“为什么会迷恋一个姑娘，那是因为她具有了伤害你的能力。”母亲又以长辈和过来人的双重身份嘱咐我的堂哥：“回老家一趟，让你爸妈出面，下聘礼、谈婚事。不要扭扭捏捏，看那姑娘到底怎么说。”堂哥听进了母亲的话，他要回老家过年。

　　这一次换我把堂哥送到大柳行镇汽车站，我看着堂哥登上了开往烟台的汽车，他要在烟台换乘回老家。我问堂哥：“为什么要把手机挂在工棚的顶板上？”堂哥说：“那是我碰得到的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堂哥没那么幸运。堂哥回家后并没能按母亲的嘱咐照方抓药，他只得了“回家”这个药引子，或许伯父伯母觉得这个方子不靠谱。他跟那个姑娘的关系就这么不清不楚、模棱两可了几年，后来姑娘嫁了别人。

　　我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他们都说堂哥“疯了”。只有我知道，堂哥不是疯，他只是走进了一段情感的幻境，睡在里边不愿醒。而现在的我呢，总是比堂哥幸运些，我完全可以按母亲的方子照方抓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