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鼎的舅舅

　　张耀辉

　　每当从浙江矾山前往福鼎西宅，浙闽交界处的检查站旁，王宏文革命故居静静伫立，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鼎平往事。我的三位外祖父，皆是为理想与信念献身的革命烈士，他们用年轻的生命为革命事业铺就了前行的道路。唯有我的亲外公，随红军挺进师北上抗日前生下一子一女——我的母亲和舅舅。岁月如梭，亲人们大多已离我而去，唯有舅舅的音容笑貌，在我心底愈发鲜活，成为我生命中最柔软、最珍贵的回忆。

　　小时候，春节过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去福鼎桐山的舅舅家。那时从矾山经前岐到桐山，交通不便，家中又清贫，母亲总觉得大老远去看望至亲却没带像样的礼物，心里有些过意不去。然而，每次我到舅舅家，热情的舅母总是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临走时，我总能带回大包的福鼎特产，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礼物，以及或多或少的压岁钱，满载而归。

　　舅舅时任福鼎县人民银行行长。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面带严肃，吃饭时也很少言语，只是不停地给我夹菜添饭，那双温暖的眼睛里，满是深沉的疼爱。那年正月初三，我独自前往福鼎。辗转几站，直到傍晚才到达县城车站。天正下着冰冷的大雨，我望着地上的一大堆行李，心中满是忧虑：表兄在上海忙于工作，无人来接我，该如何是好？就在我忧心忡忡之时，一位瘦弱的身影撑着一把大黑伞，稳稳地站在我的面前，那是舅舅！他照例没有笑容，但眼神中满是慈爱：“辉儿，我还以为你初二就会来呢。”说着，便帮我提起包裹，走进风雨之中。

　　到了舅舅家，他的大衣已湿了一半。舅母忙不迭地喊道：“快脱下，换件干的。来帮帮忙，把火烧旺些，辉儿肯定饿坏了。”那一次，我在舅舅家住了近半个月。舅舅虽少陪我玩耍，但几乎每天回家，他都会给我带回一些小礼物，如小人书、小甜饼之类，让我倍感温暖。

　　在我的少年时代，舅舅就像一本内容凝重的故事书，充满了神秘与力量。

　　我考上大学的第一个春节，是在福鼎度过的。那时舅舅正忙于一个重点工程的招标预算工作，家中也比平时多了许多客人。客厅里烟雾腾腾，但舅舅从不抽烟。那些笑容满面、自信满满地带着大包小件走进舅舅家的客人，大多神情沮丧地带着原物离开。一天，我听到平素温和的舅母与舅舅大声说话。我清楚地听到舅舅说：“谁叫我管钱呢？穷要有志气，富要光明正大。”舅舅走出来，看到我站在外边，便叫我进去，与我闲聊了几句家常，言语简洁明了。他看到我胸前刚挂上的一枚写着“难得糊涂”的徽章，沉吟片刻，语重心长地说：“辉儿，刚才你都听到了。人生在世，不能难得糊涂，舅舅不希望你过糊涂的人生。”

　　我即将远赴他乡上大学，舅舅却未能前来送我。那天，他因病住院了。听母亲说，舅舅的病源于“文革”时期的一次重伤。当时，造反派逼迫舅舅说出违心的话，诬陷一些老前辈，舅舅坚决不从，被打成重伤，以致中年的他，在病痛的折磨下，瘦成了风中的一株细竹。

　　上大学后，我常给舅舅写信。尽管他事务繁忙，但回信却很勤。舅舅曾经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过，文化程度高，字也写得极好。每读他的信，我都能收获许多，不仅是满满的爱，还有深刻的教诲。这些信件，至今我仍乐此不疲地反复阅读。

　　我最后一次见到舅舅，是在他的追悼会上。我看到了他的遗像。在福鼎殡仪馆的广场上，挤满了舅舅生前的亲朋好友。哀乐声中，我们目送舅舅渐行渐远。此时的舅舅，可以坦然地接受悼词中的每一句赞誉，也可以接受我们心中涌出的热泪与诗行。

　　后来，福州工作的表兄送给我一件舅舅的遗物，那是一张发黄的相片，照片中，穿着开裆裤的我被瘦瘦的舅舅抱在怀中。

　　我永远感受着一个平凡人灵魂深处爱的温暖，以及心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