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琐忆
苏秉銮
1941年2月,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地地道道农民,一生从事农业,农闲时以载石料出卖维持生计。当时自家没有土地,租种人家的二亩水田和几亩山地。我兄弟三个,我排行最小,两个姐妹。
当时我家住的是两间茅房。整幢有五间,伯父两间,中间有一间还作为公用的厅堂。而我们的茅房又是最简陋的一种,一般只有三根柱子,都扦进地里,中间直竖一根称曰“正栋”,前后斜扦两根。上面用竹子作梁皮和椽子,有横有竖成正方块,上面再用茅草编成一扇扇茅草扇盖上。每年需换一次,叫“翻草房”。
吃的当然也艰苦。特别在青黄不接时,吃野葱苦菜很普遍。一年主食是蕃薯丝和大米,掺些杂粮。上档次的海鲜之类,穷苦人家很少购买,吃自家蔬菜或购买些较便宜的海鲜也就罢了;不少农户自家腌的菜一年吃到头。
我小时候经常吃野葱和蕃薯丝粥,实在是吃腻了。也不知根据什么曾把野葱作为荤菜,说“山上有四样荤,海里有四种素”。而现在呢,酒家菜谱把野葱苦菜作为“山珍佳肴”。
那时穿的几乎都是自纺自织土布衣衫,极少剪“洋布”作衣裤。下雨天,小孩难得出门,因为没有水鞋穿,平时穿的大多是自纳的“千层底”布鞋。真要想出去玩一下,就在布鞋底下捆上一块砖块什么的,慢慢走出去,倒有一番乐趣——真是“穷开心”。
我常跟姐姐们到田里摸田螺给自家当下饭菜。摸田螺,有时几班人还要对山歌,看起来挺文雅,对到最后,有一班输了,便会对骂起来,结果便不欢而散。夏天中午热,一班人便到河里摸螺丝河蚌给自家当菜或拿到街上卖,换些其它水产或蔬菜,节省家里开支。秋收季节,几乎每天早上都出去拾稻穗。天气很冷,脚踩在地上冰凉冰凉,大多赤着脚,手也冻僵了。有时,当长工的看到我们这些拾稻穗很可怜,便趁主人不在时偷偷捧了几把谷子给我们,我们当然感激不尽。秋收结束,也能拾得几十斤谷子。
幼年时的事确实难以说清了,但有几件事至今还能记怀。记得有一年某日,全村乱哄哄,我坐在筐里,父亲挑着我,好像走了很久很久。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原来是白兵(国民党部队)来围攻大刀会人马,村里人怕了,都逃走。我被挑到柘园山舅父家,离家五里路左右。
大概1948年春,有人贩子到我家将我姐姐买去,准备贩到福州去卖。姐姐才12岁,为了生活,父母也都同意。大哥在宜山学木工手艺,知道这件事,立即赶回来反对。但人贩子不肯,后来打了不少交道,请出地方有名气的人士和宜山街上有实力的人出面,人贩子才收场,姐姐才没有卖出去。那次地方上有好几个女孩被卖,解放后有的有音信联系;有的回来探亲;有的杳无信息,下落不明了。
古话说:“富人迎年到,穷人怕过年。”每快到春节时,比我大的男孩们,用稻草扎成一条龙,再用有颜色的布条扎成龙头龙尾,跳起来像一条花龙,也尽情地玩了几天。
富裕人家早在腊月初就准备过年了,捣年糕备年货。穷人孩子却只有口馋了,胆子大些的,看到人家捣年糕就偷偷进去,抓一大块年糕分给大家吃,好痛快。有时被主人看见便遭白眼或臭骂,只得空手而逃。
1948年秋,爸爸领我去报名上小学。当时校长是王绍钿先生,待人很和气,说话总是脸带笑容。教我语文(那时叫“国语”)是陈功清先生。学费是收大米叫“学米”,因为当时纸币在市场上无法控制价值,一天之内也起伏变化莫测。学生上学必须带米去,大米作为教师工资,规定一个学期需交一定的大米(具体数字记不清了),可以分批交。每天早上、中午,老师在校门口摆起桌子,放着箩筐登记收米。如果没有交齐学米,当天又不带来大米便被拒之校外。有些学生没带米,便偷偷地从窗户爬进,一旦被老师发现又被撵出去。我家里虽穷,但学米还是分批交齐,爸爸说人家教书总得吃饭啊。那个学期没到期末便草草结束了,大概与时局动荡有关吧。
1949年春,学校停办了,后来听说护法寺有人要办学校,哥哥领我去报了名。学校就设在护法寺祠堂里,大概只念了一个来月,教师便不知去向,学校停办了。不久又到罗厝读私塾(蒙馆),我也只读了半个月左右,又停办了。
到1949年秋(大概十月份),黄昌宗老师从外地回来与陶芳源(陶青)老师一起在原小学开始招生办学。我就又去报名了,报的当然又是一年级。语文课文是老师自编。用的是新闻纸,用蜡纸刻起来,也没有油印机,全手工操作,自印自装。我记得第一课是:“拍手,拍手,拍拍手”。算术课本还是国民党时期用的老课本,同时也开设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当然,设备简陋,形式简单。
当时学校较困难,为了给学生发奖,老师往往找社会上知名热心人士商量,要求他们帮助募捐。记得当时的郑松玉医师(人们都叫他老郑,桥墩五凤人)和开药店的林颜宽先生经常带头做这些公益事。
当我班主任时间较长的是陈槐老师,他每学期在我的成绩单上写上“天资灵敏”,而最后一句往往写上“喜讲冷话”。
我在小学阶段,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受到表扬较多,但也有挨批评。一次有个同学调皮了我,我一怒之下,将墨水泼向他白衬衫。那同学叫苦不迭,向老师汇报,我挨了批评。因为是他先调皮我,也有人证明,他也只得忍气吞声。我还诙谐地说:“他父亲是染布的,把白衬衫一染,便是一条新衬衫。”说得他哭笑不得。
1950年春,58岁的父亲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大哥还在宜山学木工手艺,二哥在家务农,我才十岁。父亲的去世,使原来就很贫寒的家庭雪上加霜。
由于家里清贫,每个假期特别是暑假,我几平每天都要劳动,上山割柴草或嫩青草,柴草可供自家烧饭菜用,青草晒干后可卖给养牛户作牛饲料,也增加家庭收入。夏天中午常下河摸河蚌或到田角捕泥鳅,虽辛苦也有乐趣。
1955年春,小学毕业,由陈槐老师带队,我们到平阳中学参加升学考。初到平中觉得这学校真大啊,真是我们向往的地方。学校有20人参加考试,考上了5人,有林颜旋、陈华兴、苏苗想、龚德瑞和我。录取通知书发下来时,我们五人全部到矾山中学就读。矾山中学刚开办,称为平阳县第一初级中学。据说,因为我们望里是属闽南话派系,所以江南片到矾山中学就读的就只有我们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