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禹《文艺的任务及其他》

　　王伟强

　　作者张禹对我来说，本来颇陌生。早年淘得此书，知道他在建国初曾待过上海，任职泥土社，后因胡风案的牵连，沉寂了二十多年。

　　张禹(1922—2011)原名王思翔，浙江平阳(今苍南宜山九板桥)人，在家乡小学毕业，入读省立温州中学，后考进第三战区战时工作干训团，派到郭沫若任厅长的军事委员会第三厅青年书店当会计，阅读到大量进步书刊。因同学邀约赴江西赣州，编辑《文化服务》，又为《江西青年报》编副刊，由于版面内容的进步倾向，被以“共党嫌疑”的罪名拘捕入狱。经保释回到温州，在瑞安《阵中日报》任编辑。开始以笔名张禹、于人、凤兮等撰写杂文，发表在《东南日报》上。后因文惹祸，遭遇军警捕令，不得不出逃，在上海短暂停留后，与表兄周梦江随作家尹庚到台湾，任《和平日报》主笔，却目睹了台湾“二·二八”事变全过程，在报上撰文为正义斗争鼓动。之后因形势危急逃离台湾，回到家乡，先后在《浙瓯日报》《浙南日报》及杭州《当代日报》任编辑。

　　新中国建立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总部迁到上海，台盟主席谢雪红将他调到总部工作。其间，尹庚在上海主办泥土社，任总编辑，许史华任经理。不久尹庚离开上海，所有编辑书稿之事，全由张禹一人担任，成了不挂名的主编，前后出版了几百种书籍。他的《文艺的任务及其他》即其中的一种。

　　此书由泥土社初版于1953年6月，印五千册。社址是“上海溧阳路一一五六弄一一号”。书前有简短的内容介绍，当出自作者本人之手：“这本批评论文集中十几篇文字，均系针对当时文学艺术运动中的具体问题而发。其中主要的几篇，从各方面讨论了文学艺术的特点、典型问题、文学艺术如何为政治服务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全书11篇文章，加3篇附录。开头两篇《论“赶任务”》《再论“赶任务》，谈的都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论“赶任务”》刊发在《文汇报》副刊，文章既肯定了文艺为正确的政治服务的原则，又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粗制滥造以图解政策口号来赶任务的作品，指出后者在损坏艺术的同时也歪曲了政治。文章引起文学界的争论。他又写了《再论“赶任务》，却无法发表了。集中还有《略论新人物》《关于研究鲁迅先生小说的一点意见》《略论艺术和历史问题》《向奥斯特洛夫斯基学习》等，都有时代特征和作者的真知灼见。

　　从文题上看，这些文章大多根据形势而写，及时配合了文艺政策的实施，却也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包括与人商磋的观点。并且文笔流畅，言之有据，足见作者的思考之深，文字功夫之好。

　　在《后记》中作者写道：“明年——一九五三年将要开始国家大规模建设。我想，对我这样的文艺学徒，迫切地地需要在参加国家大规模建设中同时建设自己，首先是建设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其次，还要建设文艺科学的知识和技能。而在迎接新任务之前，就该整理一下过去——这就是我编集这些文字的动机。”这可以看出作者的虚怀若谷，一种良好的文学姿态。

　　这是张禹第一本文论集，但此书除了这些论文和泥土社的版权信息，没有更多关于作者的回忆或过往经历。这对一个以写作旧书掌故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我的困惑很快得到缓解。浙江苍南学人陈以周相识多年，日前寄赠“苍南记忆系列”第二部，正是中国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张禹《从心随笔》，从中获悉不少珍贵史料。在出版《文艺的任务及其他》一书的前三年和后两年中，他分别出版了两种台湾题材的专著，即《台湾二月革命记》《我们的台湾》。因为，张禹是台湾1947年“二·二八”事变的亲历者。在起义失败，在混上小木船逃离台湾时，他除了几件破衣，就是千方百计搜集而来的一包“二·二八”事变资料。

　　回到家乡，张禹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写成《台变目击记》。这是大陆第一次以报告文学的纪实文字，客观叙述当年台湾数百万民众以无比热情欢度回归祖国开始，经过一年多后终于爆发震惊世界的“二·二八”的全过程。此书出版也是一波三折。书稿写成后，出版无门。张禹托人重抄一份，秘密送到上海，请好友耿庸设法找地方出版。耿在走投无路之下，想到胡风先生，就辗转送给时在香港避居的胡风。胡几经尝试，亦未有结果。直至上海解放，改书名为《台湾二月革命记》，由尹庚负责出版。

　　此后，张禹就有了在上海居住和工作五年时间的经历。之后，他调往安徽工作，次年因“胡风案”被捕送上海审查，办案方调阅了他的所有作品，结论是“这些作品基本倾向进步的”，免于刑事处分。回到省文联工作。不料在反右运动中以言惹祸，被打成“右派”，不久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一九七九年得以平反，回安徽任职《清明》杂志，直到离休。八十岁后撰写出版了杂文集《从心随笔》。从《文艺的任务及其他》到《从心随笔》，两本文论专著，时隔逾一个甲子，此间可谓世事沧桑，令人感慨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