矾人陈伯舟与福鼎解放日

　　陈秋枫

　　陈伯舟(1902-1957)祖籍浙江省苍南县矾山四大王村。福鼎与苍南毗邻，福鼎属福建，陈伯舟与福鼎解放日有何渊源？往事从1949年初夏说起……

　　福鼎解放

　　《福建党史月刊》1991年3期王烈评同志回忆文章《福鼎解放的经过》是这样描述的：福鼎县地处东海之滨，背山靠海，同浙江的平阳县(今苍南)，泰顺县毗邻，是闽东革命老根据地之一。淮海战役后敌李延年部的残兵从浙江西南向福建方向逃跑，大约1000余人经泰顺县进入福鼎县城。鼎平县委书记郑衍宗派中共地下党员陈伯舟前往温州，向解放军浙南纵队和二十一军请求派出部队解放福鼎。于是，二十一军派189团(2000多人)和浙纵第一支队(1000多人)参加。由63师参谋长李光军统一指挥，向福鼎进军。

　　王老文中所述：中共地下党员陈伯舟即是本文的主人公，可能是限于篇幅，王老对详细过程并没有具体描述。为了告慰先人的在天之灵，借此把这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予以重温，以飨读者，并希望能激励和教育后人。

　　1949年5月7日温州解放，而福鼎尚未解放，同年5月28日前岐镇镇长李永耀在时任鼎平县委书记郑衍宗同志的策反下审时度势宣布起义,前岐镇和平解放。而县城还控制在国民党顽固派手中，林德铭的“搜剿队”知道大势已去，末日即将来临，变本加厉地进行垂死挣扎，更加疯狂地摧残革命群众，前岐和平解放的成果也面临着威胁。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巩固已获成果。5月30日端午节的前一天，时任福鼎县委书记林永中应鼎平县委书记郑衍宗的邀请带着文书郑祖泉和一个班的警卫来到矾山中共鼎平县委所在地与郑衍宗会晤，为福鼎解放相关事宜商榷，并作了具体分工和安排。在矾山过完端午节，当天下午林永中一行回到福鼎县委所在地泰顺县五里牌人字山。

　　郑衍宗准备动身往福鼎前岐。六月初过完端午节后的一个傍晚，鼎平县委书记郑衍宗来到前岐溪埔陈伯舟家，邀请他一同前往温州向解放军浙南纵队汇报工作并请求派部队解放福鼎。当晚陈伯舟和郑衍宗书记徒步赶往平阳，次日凌晨到达平阳某内河码头，登船因不小心掉入河中后被郑衍宗和船工救起，因全身湿漉寒冷，陈伯舟脱去外面的衣服用船内的一件破棉被裹着身体坚持坐船到温州。到达温州后，郑衍宗对伯舟说：龙跃(时任解放军浙南纵队司令兼政委)和郑丹甫(时任解放军浙南纵队副司令)两位同志都是我的直接领导，有些话我不太好说，他们俩很尊重你，你以福鼎苏区人民的代表来请他们出兵比较顺当。这样，陈伯舟就单独前往指挥部向两位首长汇报情况并请他们派兵解放福鼎。在温州期间伯舟还应邀出席了解放福鼎的相关会议。随后从温州赶往平阳矾山(现苍南矾山)筹集粮草并带上大儿子陈计照和二儿子陈计坤帮忙(陈计照和陈计坤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又于福鼎解放当日由陈计照和陈计坤押送几十担粮草至福鼎桐山与福鼎的援军物资汇合。

　　1949年6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21军63师参谋长李光军带领189团(二千多人)和解放军浙南纵队一支队(一千多人)向福鼎进发，为了配合部队能够顺利进入福鼎，6月11日上午福鼎县委书记林永中通知郑祖泉带上林振秋和曹道生两位同志到平阳(今苍南)桥墩与189团联系为部队进入福鼎当向导。于是他们一行三人，带着福鼎县委的介绍信赶到桥墩189团团部。当天下午部队提前吃过晚饭出发，当晚9时多部队进入福鼎县城。县城内的国民党顽固派闻风窜逃，反动头子林德铭带着“搜剿队”企图通过海路逃亡金门，被解放军部队一路追击在福鼎店下巽城村围歼，林德铭被当场击毙。当年战斗的痕迹如今依稀可见。6月11日福鼎宣布解放，福鼎成为闽东最早解放的县城。

　　福鼎是老区、为什么鼎平县委只对陈伯舟委以重任呢？借此把其中的缘由做个解读。

　　兄弟情谊

　　陈家在清末从浙江矾山四大王村搬迁至前岐镇，先是煮青(为帆船的帆布做防腐处理)，后经营杉木生意，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在30年代初，陈家拥有了自己的商号陈永记。陈伯舟是陈永记商号当家人，其名下有两座矾窑，在前岐海尾码头有一家矾馆，还入股矾山矾矿，在前岐镇上算得上一户旺族。

　　30年代末40年代初，国内正是全面抗战时期，也是国共两党博弈的时期，任何家庭和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受到其弟陈百弓(时任中共鼎平县委领导)的影响，陈伯舟和他的两个儿子陈计照、陈计坤在1938年先后都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岐海尾的矾馆实际上成了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点。

　　一九四O年一月，陈百弓作为鼎平县委领导在前岐姚家屿举办妇女干部训练班。训练班刚结束，妇女部长蔡爱凤不幸被捕，陈百弓在设法营救蔡爱凤出狱后，因夜晚天黑，不慎从自家门前的石板桥上摔下致内脏严重挫伤，呕血不止。陈伯舟当晚立即秘密雇请轿子把他送往矾山疗伤，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谢婉。前岐伪镇长魏伯乾第二天一早就来陈家寻找陈百弓夫妇，至此，陈百弓的共产党员身份彻底暴露。接着，桐山伪警察和前岐伪镇长手下的团丁经常在陈家门前屋后设置埋伏，搅得全家不得安宁。最后，当局把陈家的房屋也查封了，全家被赶出了家门。在万般无奈之下，陈伯舟只好举家迁往浙江平阳矾山风吹隔矾窑暂住(该矾窑是陈家的产业)，后又陆续搬回老家矾山四大王村居住。因四大王祖屋只有一榴小平房不够居住，故陈伯舟的大儿子陈计照和二儿子陈计坤等继续留在风吹隔矾窑居住。一天晚上，当局派来二十多名伪警察把陈计照、陈计坤等捆绑到矾山矿区警察所，要他们供出陈百弓夫妇的藏身之处，怎么恐吓，他们都说不知道，最后他们被投入监狱。敌人还是不甘心。不久，魏伯乾又率领一支民团二三十人把四大王村祖屋团团围住，将年近七旬的母亲及陈百弓的子女三人等也一起绑走。当时陈家的家人及亲戚被抓走的有近10人。

　　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听龙跃同志说起此事时以为陈家大小已经遇难，给陈百弓写了一封信，对他家中发生的不幸表示哀悼和慰问，遗憾的是陈百弓还没收到这封信就牺牲了，不久刘英也牺牲了。(这封信现在收藏在浙江大学历史系资料馆。见附件)。一九四一年六、七月间陈百弓夫妇先后牺牲。陈伯舟重启保释工作，在鼎平地下党的帮助下，得到前岐、桐山、矾山，多位开明人士的连环保释。当局考虑到陈百弓夫妇已去世，就将被关押的一行人先后放了出来。经过这样的折腾，陈家前岐海尾的矾馆、矾山的矾窑均已相继倒闭。家人的生活断了来源，一家人只能在矾山四大王村靠开荒种地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迎接光明

　　一九四三年冬，陈伯舟二儿子陈计坤在矾山风吹隔看顾矾窑，有一天，李进兴(陈伯舟的大姐夫)来到对陈计坤说：有个客人想来看你，不知方便否？。不久，郑衍宗(时任鼎平党组织领导人)在一位地下党员的陪同下来到风吹隔矾窑，见到郑衍宗陈计坤喜出望外，紧紧地握住郑衍宗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当晚，两人睡在床上彻夜长谈。郑衍宗将这两年多来的艰险革命历程一一向陈计坤倾诉，陈计坤也将这两年多来的窘境向郑衍宗诉说。在谈到陈百弓夫妇牺牲时，郑衍宗哽咽地说：这两年你们家遭受的灾难我们都知道，没有冒昧前来和你们接触是害怕还有人在监视你们，怕你们再受株连。说着说着两人抽泣起来。住了两天，郑衍宗叫陈计坤陪同前往四大王村见陈伯舟，当时家境贫寒，拿不出好东西来招待郑衍宗，每天只有地瓜丝和咸菜，郑衍宗见状，拿出身上仅有的十元钞票给陈计坤，让他去买点大米和蔬菜以及八卦丹、万金油、生发油(擦枪用)，并交代要分批分散购买。在一起居住期间，郑衍宗说：现在革命尚处低潮，像你这种情况还是在家隐藏为好，有事可多与你大姑丈李进兴联系。

　　1945年年底，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关系暂时得到缓和，陈伯舟一家陆续回到前岐、开始逐步恢复生产和营业。一家人才又有了生活来源，生活开始逐步好转。

　　1946年冬，鼎平革命在中共鼎平县委书记郑衍宗的领导下，开始逐步恢复。1947年后，前岐溪埔陈伯舟家又成了地下党的联络、栖息和聚会的场所，郑衍宗，林永中、张德海、吴荣地等同志经常出入陈家。

　　陈百弓夫妇牺牲后，陈伯舟的革命信念并没有动摇，鼎平地下党的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大伯兄”。这可能也是鼎平县委委派陈伯舟到温州浙南特委请求派兵来解放福鼎的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