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毛老师”
金亮希
人称“男儿有泪不轻弹”，其实并不尽然。2023年1月5日傍晚，我突然听到毛昭晰老师逝世的噩耗，眼泪就止不住夺眶而出，悲痛不已，彻夜未眠。
毛老师原来是浙大教授，著名史学家，调入省文物局担任局长之后，大家依然尊称他“毛老师”，不叫“毛局长”，我也不例外。我认识毛老师始于1989年，是年，他率省市文物部门人员来我所在的苍南县蒲壮所城(简称蒲城)等地考察调研，我负责接待。蒲壮所城于1989年底被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至1996年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过7次评审，终于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事后毛老师对我说：他每次到北京办事，必去国家文物局询问蒲壮所城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事。1997年，他专为蒲城书写“浙南重镇(指明代蒲城)”四个篆体字。1998年8月4日，毛老师在省文物局参与“蒲壮所城文保规划大纲”评审。1999年11月15日至17日，毛老师到苍南参加“蒲壮所城文保规划”评审论证会，因来时坐车腰部不适，第二天到蒲城等实地考察没法去。为了減轻他的腰部不适，我叫了当地一名医生给他按摩。考察一回来，我就到他的房间询问按摩情况，他对我说：“你叫来的医生按摩没有效果，还是由你来帮我按摩吧。”其实，毛老师是懂得按摩的，在他指点下，我认真进行按摩，果然有了一定的效果。他非常高兴，便叫我早点回家休息，说他明天可以参加评审会，也可以坐车回杭州了。
我每次到杭州必向他汇报蒲城文物工作情况，毛老师知道我从苍南到杭州一次不易，坐车约要15个小时，他不管在文物部门，还是后来到省人大工作，只要在杭州，都会约我到办公室见个面，如白天有事，就约晚上到他家里，有几次还在医院。毛老师非常喜欢听听一线的文物工作情况，然后给出一些建议。此外，他还常常给我讲些史前学、化石人类学、男女骨骼结构对比、文物保护法、世界和中国的文物知识等。也会讲些小故事，例如他在日本时，去过很多书店，其中一家书店由日本人写的《倭寇史》一套书籍，价格太高没买，后来再次去日本时就买不到那套书，他很后悔，因为他认为那套书对研究中国抗倭史非常有价值。又如有一次，他得知西湖周边要建高楼大夏，就竭力呼吁保护西湖周边环境，其时刚有一批日本文化专家和学者来访，毛老师讲起此事，日本专家、学者听后都流下眼泪，毛老师也很感动，他们认为西湖不是杭州的西湖，更是世界的西湖，日本专家、学者也助力呼吁保护好西湖周边环境。
毛老师给我讲的最多是有关“支石墓”(石棚墓)的知识，让我看他从日本买来的类似望远镜看照片底片机，拿出从日本、朝鲜半岛等地拍的支石墓底片，还嘱咐我说，东北大连，温州瑞安、平阳都有支石墓，苍南应该也会有，你有空去查一下。我调查了两年，终于在苍南洞桥发现支石墓，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一次，毛老师要写“先秦时代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海上交通初探”文章，要我去平阳和苍南拍几张支石墓照片，我刚巧出差，便叫我女儿去拍，完成后立即寄给毛老师。文章刊出后，毛老师送我一本，并告知我说，这照片是你女儿拍的，只能签署她的名字，与你无关哦。他做事就是这么认真。
毛老师来过苍南两次，回去后曾给他爱人讲起蒲城米兰长得像树一样，田边和路边有些野花，应该是明代官府人种的欣赏花，这些在杭州盆栽都难以成活，苍南县城街巷的玉兰花等都长得很好。他爱人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想过来看看，毛老师也想到蒲城看看维修后的城墙。我不止一次邀请他们到蒲城走一趟，给自己放个小假，毛老师一直都因工作繁忙而脱不开身。他忙得连眼睛、腰等病得很严重了才住院治疗，我到医院看望毛老师时说，曾劝他说：您本身工作事务已非常繁忙，可否把兼任的十几个协会工作辞掉几个呢？他批评我后说，那都是他应该做的事情。
1994年的一天，毛老师已从原单位宿舍搬到省委宿舍楼居住，那天刚好是休息日，我正好在杭州，他约我到他家坐坐。在他家，他说起搬家时最怕那宝贝的钢琴搬不进去，我也说起，我在平阳一中读书时，是文宣队后台拉大提琴的。接着他给我讲了关于很多音乐的知识，我才知道毛老师对音乐的认知度不亚于对文物的认知度。聊迟了，毛老师夫妇带我去附近饭店吃饭，坐下来点好菜，就给我约法三章：不要有歪思想，他来买单，对老人要尊重，不能做拉推动作。
1999年的一天，在毛老师办公室，他正在写文化之外的提案，我问这事您也管，他说既然被选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了，只要对国家有益、对人民有益的事，就得一边学习、一边考察、一边提建议。
毛老师平易近人，特别关心基层的老同志，我每次和他见面，他总是会对蒲城业余文保会的老同志问长问短。对年轻同志的业务要求则很严格，有一次，他批评我工作专业不上进，我说管理事务多了，专业水平自然就上不去。他说这不是理由，跟这事无关。他是省文博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那么多年没看到我上报高级职称材料感到奇怪，我说现在是公务人员，不能评职称了，他说可惜了。
毛老师为保护国家文物，敢于坚持原则、顶住歪风、奋不顾身的工作精神与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我，成为我主持蒲城文物工作的精神支柱。尤其是1997年，在省文物局和县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正式成立蒲壮所城文物保护所，我从县文物馆调任蒲城乡党委委员、乡长助理兼蒲城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至2002年我调任县文化局的五年间，县里一直没有批一分土地给乡里；省文物局组织对蒲壮所城文保规划评审论证后，上报到国家文物局还没批下来；城内的所有房屋一律不得拆建，城外又不能建。城内有儿子结婚、兄妹长大不能同住一个间，兄弟分家，危房及老房子要改建、拆建等矛盾一天比一天多。在我严格高控下，蒲城乡无法发展，群众和乡政府怨气都很大，乡政府扣了我四个月工资，有很多人常常还打电话到我家里骚扰、恐吓、威胁。多年来，有很多人告我经济等问题，每年都会有财政局、审计局、检察院等部门来查账、审计、考核工作，都没有查出一点点事来。总之，坚持原则，绝不让步，一件件都被我顶回去，这与毛老师长期对我的教诲与影响是密切相关的。
毛老师的离世，是文物界的重大损失，对我个人是失去一生难遇的良师。本想退休后去杭州拜访毛老师及夫人，可疫情期间无法过去，现在竟然成了终身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