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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温州是让我产生“根”的幻觉的地方

发布时间:2023年01月09日 来源:苍南新闻网

  绿茶

  张翎老师是我温州老乡,她很多作品以温州为背景,让人读来倍感亲切。比如《雁过藻溪》,书中出现的藻溪、金乡、平阳、鳌江、灵溪……这些地方是我成长中再熟悉不过的地标,在读的过程中,书中的人物在眼前晃来晃去,有着生动的画面感。

  张翎老师旅居加拿大,主业是一名声音康复师,但创作量惊人,已先后出版了五六十部作品。张翎老师说,故乡是她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哪怕小说背景不发生在温州,故乡也是她每部小说的灵感落点。

  绿茶:请您谈谈温州时期的求学生涯和个人阅读史。

  张翎:我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是非常不健全的,那时虽酷爱读书,但是手边可以拿到的书极为有限,除了四大名著,就是几本在社会上流传的与革命史密切相关的中国小说和苏俄小说。应该说我的阅读史基本是在离开故乡上大学之后才开始的。

  绿茶:温州在您的人生和写作中无疑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也是重要的文学营养之一,像《雁过藻溪》《劳燕》《空巢》《玉莲》等等,可否谈谈您的乡土观?

  张翎:正像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韩敬群所说:“一个没有离开过故土的人是没有故土的”,乡土的概念只是针对离人而言的。一个人不可能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出生,总是需要有一种类似于根的归属感的。温州对我而言是让我产生“根”的幻觉的地方。

  我之所以说“幻觉”,是因为从地理意义上来说,温州早已不是我度过童年、少年的那个地方了。但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她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带给我“定位”感的地方。对温州的回忆充填着我每一个没有被事务占满的脑空间,成为我小说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也是我每一部小说灵感落地的地方(无论小说本身是否发生在温州)。

  绿茶: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期对您的人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比如阅读方面,文学方面。

  张翎:去复旦上学是我人生第一次独自离开故乡,也让我第一次有了“故乡”的概念。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多不是乡人的人,第一次见识到温州之外的文化习俗。

  在复旦求学时有过一些并不那么愉快的经历,但总的来说,复旦外文系开辟了我阅读的大门,把我原来单一语种、单一题材的贫瘠阅读经验,渐渐扩展到可以用两种语言阅读各种世界文学作品。现在想起来,那四年的求学经历对我的碰撞和启蒙意义非凡。

  绿茶:您的文学启蒙缘于何时?什么契机让您选择成为一名作家?

  张翎: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似乎很难准确说出最初的文学启蒙点。从我稍稍记事起,我就对文学和写作充满好奇和兴趣,语文和作文课从一开始就是我最喜欢的课程。

  尽管我的文学梦想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困顿挣扎才得以实现,但成为作家是我从小到大坚定不移的人生目标。阅读在其中起的作用是复杂的——书籍是我汲取文学营养的一大源泉,但同时阅读也把我推入对自己写作的失望(甚至绝望)之中,因为越多深入世界文学库藏,我就越感觉自己离一个好作家的目标非常遥远,遥不可及。

  绿茶:书房是每位读书人、写作人的精神角落,您如何构建自己的书房世界?

  张翎:我的书是在几十年不断搬家的过程中留下来的一些难得的纪念品。在长达二三十年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经处于相对飘泊的状况,在多个城市居住过,经常搬家,我的书是一路走一路丢的。我并未特别在意过书房的构建,直到这几年我才有意识地对现有的书进行归类整理。

  我的书房也是我的办公室、我的写作空间,所以我对这个空间的考虑,更多的是采光、安静程度、冷暖合宜这些较为实用的方面上。我希望这个空间是家中自成一体、最少受到打扰的地方。

  绿茶:作为华裔作家,您的书房里中文书和外文书大概是什么比例?

  张翎:我的藏书大致分为两大类:资料、工具型和文化营养型。按语种划分,中文书占大概三分之二,英文书占三分之一。但从作家国籍划分,外国作家占的比例较大,因为中文书中有许多是各种语言原著的中译本。

  绿茶:您的阅读史和写作史中,哪些作家会持久留在您的阅读列表中?

  张翎:现当代中国作家可能会有鲁迅,沈从文,丁玲,萧红,张爱玲,余华,阿城,莫言,王安忆,张炜等;外国作家有海明威,马尔克斯,内博科夫,卡尔维诺,君特·格拉斯,萨拉马戈,阿莫司·奥兹,萨尔曼·拉什迪等。这些名字是随意泛上心头的,没有经过认真思考,既不全面也不完整。

  绿茶:您的文学和思想底色来自哪些方面的影响?有没有具体的代表人物或作品?

  张翎:很难定义哪一个作家或哪一本书具体在哪一方面影响了我,但我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有可能在某一点上影响了我。最近我反复读过的作品有《爱和黑暗的故事》(阿莫司·奥兹);《午夜的孩子》(萨尔曼·拉什迪);《祖先三部曲》(卡尔维诺);《铁皮鼓》(君特·格拉斯);《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海明威)等等。

  绿茶:听说您刚刚写了一本英文小说,可否谈谈这部小说,以及为什么选择用英文写作?

  张翎:这本书的题目是WhereWatersMeet(暂译《水相连之处》),以温州为背景,也是写战争和社会变迁带给人的记忆和创伤的,可以视为《劳燕》的姐妹篇。这本书得到了加拿大国家和安大略省两级的艺术基金。新近刚刚签署了这部小说和《余震》英译本两本书的“联体”合约,目前定下的推出日期是2023年2月。

  选择用英文写作的原因是多重而复杂的,其中之一是想在这个年龄段给自己一个新的挑战。从中文到英文,不仅是换了一个语种,而且也是换了一种思维模式和文化氛围。写了二十几年中文小说,现在转到英文创作,从遣词造句到结构布局,是两种很不一样的经历。这个过程刺激着我,让我感受到一个人的可塑性其实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大。

  绿茶:您会关注和书写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吗?

  张翎:这场旷日持久的瘟疫波及全球,我居住的多伦多已经经历了五波疫情高峰,数轮社交限制令。疫情修订了词典,改变了审美,重新定义了人际关系,没有人能逃得开去。我最近的一部中篇小说《疫狐纪》(《北京文学2022年第五期》,讲述的就是发生在多伦多的一个疫情故事。

  绿茶:您如今生活的加拿大,是什么样的文学土壤?海外华文作家有自己的文学圈吗?

  张翎:我有寥寥可数的几位同温层朋友,我们可以谈得很深。海外作家有很多个文学圈子,生气盎然,充满激情。但我基本上是一个独行侠,习惯于独处。

  绿茶:无缘造访您的书房,想请您分享几本书房里最“宝藏”的书。

  张翎:我很羡慕那些拥有珍贵的孤本、善本书的藏家们,我自己的书架里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宝藏。”如果一定要挑一本特殊的书,可能就是集莎士比亚所有作品成一体、带插图和注释的《莎士比亚全集》烫金本。这是一位朋友在一家古董店淘来送给我的。它占着书架上一个特殊位置,但很惭愧,这样的书一个人很少会真的拿来阅读,它的价值更多是在观赏上。

  如果非要再找一样可以略微夸一下口的,大概是一些作家签名本。其中有齐邦媛的《巨流河》,哈金的《等待》,陈若曦的《坚持·无悔》等,都是作家亲赠与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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