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煤炭寄哀思 ——追忆爷爷和父亲在太行山抗战的一段往事

　　张世祥获得的部分勋章证书

　　张春燕

　　清明是扫墓祭祖缅怀亲人的节日。但我爷爷的墓碑下不是他的遗骨，而是父亲从千里之外的太行山带回的一块煤炭，那是爷爷和父亲在太行山艰苦抗战的一段经历的见证。

　　1959年，父亲到福建执行完实战任务，请假顺路回到离别22年的家乡浙江平阳(现苍南县)。1937年，父亲随爷爷离开家乡到山西抗战，结果爷爷牺牲，遗体永远地留在了太行山上。奶奶见到父亲，悲喜交加。家人都有一个愿望，希望父亲能到太行山上安葬爷爷遗体的地方——山西平城，找回爷爷的遗骸。父亲回部队请假去了山西省陵川县平城镇。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变化，当年立在山上的大庙被拆除，树已砍伐，变成一片平整的土地，父亲刻在庙墙上和树上的记号已找不到了。父亲凭记忆在附近找了两三天，雇当地农民挖了好几处都没有找到爷爷遗骸。因假期快到，父亲只得用牛皮纸包了一块平城煤炭带回浙江平阳。

　　父亲把寻找遗骸的经过告诉家人后，奶奶、叔叔、姑姑抱着煤炭放声大哭了一场。奶奶把代表爷爷遗骨的黑炭交给叔叔放在一个箱子里保管，直到1983年奶奶去世，我们从煤炭中分出一块用红布包好随奶奶的棺木葬于墓中。另一半仍由叔叔保管在家。1990年苍南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落成，我们把另一块用红布包好放入骨灰盒，捐赠给纪念馆珍藏。

　　此后，每年清明节我们都面向爷爷墓碑的方向祭奠，听父亲讲爷爷的故事。

　　爷爷张培农，原名张宗培，又名张植、栽生(后改名再生)，曾用化名若愚。1902年出生在浙江平阳蒲门南坪。在温州省立第十师范上学时，党中央派谢文锦来温州传播马克思主义，成立“中共温州独支”(直属党中央)。1925年，爷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爷爷被党派往广州参加毛主席主持的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毛泽东、周恩来曾是爷爷的教员。9月结业，受毛泽东委派回平阳，为平阳农运特派员。浙南先后成立了县、区、乡各级农民协会，短短几个月，农会会员发展到十多万人，爷爷被推选为平阳县农民协会主席。爷爷带领农会向渔民、盐民们宣传反对封建剥削压迫思想，团结起来打倒列强，打倒土豪劣绅。平阳农运工作搞得轰轰烈烈。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杀害共产党人。6月17日，爷爷与叶廷鹏、吴信直、陈卓如、林珍等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发动了平阳起义，带领农会会员武装攻打平阳县城，打开监狱，释放被捕的革命同志，以革命武装斗争对抗国民党的反革命大屠杀。1927年10月爷爷被捕入狱，经党组织多方努力，在关押200余天后被营救出狱，爷爷改名“再生”。出狱后，爷爷再次到浙闽边界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与敌斗争。1930年5月24日，爷爷与叶廷鹏、吴信直等同志率农会再次配合红十三军攻打平阳县城，使反动派胆寒心惊，震动了南京政府，蒋介石亲自写了四页的行书命令通缉爷爷，将爷爷定为“匪首”捉拿。土豪劣绅更是叫嚣：“张培农应吃子弹！要让他断子绝孙！”爷爷家被查抄，房子被烧，只好到处躲藏，奶奶带着家人也流离失所。因不能再在南方继续工作，党组织派交通员李益龙同志将爷爷送到上海。在上海，爷爷巧遇朱程的母亲，写信告诉朱程来上海接母亲。朱程到上海得知爷爷被抓捕的情况，邀爷爷到南京暂避。经请示上级同意爷爷随朱程到南京从事革命活动。朱程在南京铺镇为爷爷租了一个房子作掩护，建立了浙南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秘密联络点。1933年春，平阳地下党遭破坏，叶廷鹏、陈阜、吴毓等被国民党通缉，他们来到南京铺镇联络点，一同来的还有奶奶和父亲、叔叔、姑姑他们。为了与山东党组织取得联系，爷爷通过朱程的关系，在山东兖州火车站谋了份看管仓库的差事，化名若愚，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建立交通站。后朱程到日本留学。

　　1937年初，党中央在山西首先与阎锡山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太原一度成为革命活动中心，全国进步学生和爱国青年纷纷到太原参加抗战。爷爷当即给在日本上学的朱程写信，希望朱程尽快回国参加抗日。5月，距毕业只有两个月的朱程毅然放弃学业回国。爷爷带着13岁的长子张世祥(我的父亲)与朱程一起到太原参加抗战。同年春，我党与张荫梧合作，在河北博野四存中学开办抗日训练班，爷爷把我父亲留在四存中学上学(朱程给了父亲50元学费)。爷爷与朱程到达太原，朱程被张荫梧聘为晋军军官教导团教官。爷爷与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也被派到晋军军官教导团工作做统战工作。张荫梧到河北保定开办民训处，爷爷和朱程也随之到了保定。

　　日寇进攻河北，张荫梧率民训处到了山西陵川，爷爷带着父亲和朱程也随张荫梧一起到了陵川，不久，民训处改为河北民军，爷爷任河北民军军需主任，朱程担任10大队队长。我党在河北民军中建立有党的地下组织，温健公、张存实、闻允志、安道敦和爷爷等都是党员。当时，我们党的任务首先是推动国民党上层合作共同抗日，其二是利用国民党军的名义，在民军内部秘密建立我党的领导，使之发展成一支抗日武装。1938年1月，闻允志组建的11大队与爷爷和朱程组建的10大队合并，朱程任11大队队长，安道敦任政治部主任，爷爷担任军需主任。虽然朱程还不是中共党员，但朱程思想进步，倾向革命，与我爷爷关系密切，所以部队实际领导权已经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为了部队今后的发展，爷爷与朱程商量，搞一部电台。所以，购买电台的任务就落在爷爷的肩上。1938年4月，爷爷和朱程、安道敦等率11大队到豫北的林县、汤阴、淇县、辉县等地打游击，刚满14岁的父亲也随父亲到抗日前线，被爷爷送到民军第一战区司令部电台总台学习电报收发和无线电技术。安置好父亲工作，爷爷到武汉购买电台。同年夏，张荫梧与共产党八路军搞磨擦，在民军中清除共产党。为充实11大队的干部力量，真正把部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爷爷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到浙江平阳家乡动员青年党员。七月下旬，爷爷转道西安，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开了介绍信，沿八路军兵站线回到浙江平阳。爷爷原计划找自己老战友陈阜，因他到湖南从事革命活动而未见到，便通过当地党组织动员了林献国、罗晓辉、朱善锐(朱程弟弟，因病中途返回)等一批优秀青年到驻在平城的河北民军担任军事干部。10月5日爷爷刚回到陵川平城，为让奶奶放心，在给奶奶的家信中说：“当时有几位农友(交通员)护送，已到平城”。爷爷立足未稳就又根据太南特委指示到豫北改编部队，11大队与9支队合并，改编为11团，朱程任团长，闻允志任政委，爷爷仍然担任军需主任，林献国任副团长，罗晓辉任一营营长。同年冬，爷爷与朱程、闻允志率部在豫北打游击，并扩军招兵。直到12月下旬部队才回到陵川平城。因长途跋涉劳累过度，爷爷患上严重的伤寒病。

　　1939年1月11日，爷爷终因积劳成疾，且条件艰苦缺医少药病逝在山西陵川平城，时年38岁。

　　朱程与河北民军11团全体将士和中共太南地委领导为爷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朱程代表11团为爷爷致悼词。致悼词的还有政委闻允志、太南地委组织部长张烨。会后，朱程、闻允志亲自抬着爷爷灵柩送了一程，林献国、罗晓辉指挥战士将爷爷的灵柩掩埋在平城西岭山奶奶庙西墙边。之后，朱程派林献国带战士李素春和乔某等，到河北民军总指挥部总台将父亲找回，并带父亲指认了爷爷灵柩安放地点。而后，朱程把父亲安排到抗大一分校学习。

　　儿行千里母担忧。父亲13岁就和爷爷到残酷的战争前线，奶奶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爷爷和父亲的安全。奶奶是在爷爷牺牲三个月后才从罗晓辉来信中得知爷爷牺牲消息的。奶奶不相信这是真的，就给朱程写信询问。信寄出后，奶奶每天在村口等待回复。“家书抵万金”或许奶奶那时体会最深刻。苦苦等候了两个多月，终于接到朱程回信：“……原不给嫂夫人知悉，怕你痛苦难忍，现在既来信，不得不把实况告诉你。培农同志一生革命，光荣牺牲，永垂不朽！应化悲痛为力量，抚养子女成长。培农遗体已安葬平城镇，开了追悼大会。世祥侄儿由我们培养，现已进入抗大学习，请嫂夫人放心……”奶奶残留的最后一丝希望破裂，精神彻底崩溃了。奶奶说：“在暗无天日下，我老妇三年没出来见过太阳和月亮，苦苦地抚养三个儿女挨过日子。”

　　1959年，父亲到福建执行任务，奶奶才和父亲说起到平城找爷爷的遗骸。老实说，长大后我很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带一块煤炭呢？最近我退休在家，整理父亲遗物，在父亲手写的回忆录里，我解开了心中之谜——

　　当时从河南招来的战士，很多是平津流亡的学生，他们很多当时还穿着单衣服，有一些是富家子弟，他们大都是从南方来的，因受不了这样艰苦的生活，有极少数就开小差跑了。张荫梧的部队是有亲疏远近之别的，对于这些新招募的士兵，除粮食供给外，连军装也不发。为了留住这些新兵，父亲组织学生到周边做抗日宣传募捐，把筹集到的款项，买了衣服、被褥和煤炭。父亲与当地党组织和牺盟会取得联络，为战士们做了部分鞋袜。父亲在大庙为战士垒起一个火台，找了当地群众用一种古老的铁轱辘牛车拉了好多煤炭供大家取暖。大家训练或学习结束就围着火台烤火，特别是晚上大家都争抢着到火台边烤火不想睡觉，甚至熄灯号响后，还有人偷偷起来烤火。父亲一边与大家烤火，一边讲抗日的道理，鼓励大家积极参加抗日杀敌。父亲对战士的热情就如同煤炭燃烧释放出的热情，温暖了他们的心，把他们团结在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旗帜下。朱程表叔夸赞父亲对稳定部队做了贡献。父亲与朱程表叔还具体商谈了组建属于自己领导的抗日队伍等事宜。

　　当年，父亲抱回一块煤炭，曾有人传言：张培农是在国民党军队死去的。这简直是在奶奶伤口上撒盐，爷爷冒着生命危险为人民谋求自由幸福，却遭到如此恶语相加，奶奶要为爷爷讨回公道。1961年11月父亲第二次回家，向国防部提出申请，要求追认爷爷是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并附上当年伍云甫给爷爷开的介绍信、朱程的书信、解放后在天津高级人民法院任院长的陈阜的证明信，以及当年和爷爷一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和交通员李益龙的证明信等。经过党组织的缜密调查，证明当年爷爷确实是根据北方局指示到河北民军做统战工作的，平阳起义也是根据党中央指示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发动的。起义失败后，党中央指示李益龙接爷爷到上海，其中，李益龙在证明中写到：“我问李立三同志，培农同志分配哪里工作？立三答：‘分配汉口等地工作，平阳方面工作，暂交叶廷鹏同志负责。’”

　　1964年，经过近三年的辛苦奔波和多方证明、层层审批，浙江省政府正式追认爷爷为革命烈士。奶奶说：“九泉之下的培农总算可以瞑目了。”

　　奶奶离世时，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找回爷爷遗骸。但爷爷留下的革命精神一直是我们家人永远向前的动力。父亲16岁入党，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八路军和解放军部队担任电台队长、电台台长、通信科长、通信处长等职务，为培训部队电台技术人员，父亲自己编写教材亲自授课，培养出大批技术骨干，曾编排出一套简便快捷的发报编码，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父亲终其一生，继承爷爷遗志，将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在部队的通信工作中，直至离休。

　　2002年12月8日，是爷爷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苍南县召开了纪念大会，父亲携我们在山东的一家人来到苍南，与南方老家的叔叔、姑姑等一道参加了纪念大会，并一起在爷爷的墓碑前追思悼念。

　　2022年，是爷爷诞辰120周年，我们兄弟姐妹们原计划在清明到来之际一同到太行山的平城去祭奠爷爷，但由于疫情阻隔，我们不能如愿前往，只能写下这些文字来寄托我们的哀思！

　　作者张春燕现年68岁，为张培农的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