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葬礼

　　母亲送儿子守护国家，儿子却无法伴随老人身旁

　　母子情深

　　□黄传会

　　初冬，母亲走了。

　　南方多雨，冷雨淅沥，点点滴滴,直落心上。

　　泪雨交织，我写下挽联：“满腔心血育五男三女，一生美德传十里八乡。”

　　出殡那天清晨，天空像是收起了一把伞，哗然放晴。此时，日头佛尚未露脸，东方天际溢满桔红色的晨曦。

　　乡亲们私语，“这老太太，修的真好。”

　　母亲一生的修养，化作乡亲们的口碑。口碑是一块不朽的石头，既记载历史，也言说道德。

　　母亲九十有二，走的时候，一如既往地平静，平静得仿佛慢慢熄灭的灯。

　　虽是意料之中，我仍有一种坍塌感。一个家庭，失去父亲，顶梁柱塌了；失去母亲，家没了。

　　在那些过往的岁月里，我做着无数的田野调查，访谈过数以千计的人物，却独独忽略了母亲——从未以职业的眼光观察过她，也从未用作家的笔触描绘过她。

　　我不知道，当年那个十五岁的村姑，是怎样走出那个名叫南堡的小山村，嫁到十五里外一个叫枫树坪的小山村？父母之命，还是媒妁之言？在那个裹足不前的年代，母亲居然能保全一双天足，这里面一定有个家族故事，故事里，有对传统的冲撞，有对自由的向往。母亲以天足行走在田野，真是件幸事，否则，又会平添多少艰辛。

　　枫树坪，因为村口有一株百年老枫树而得名，曾是闽浙交界中共地下鼎平县委的根据地。年轻的母亲不懂革命的大道理，只知道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谋好日子，所以担着风险为游击队员烧水送饭。前些年，政府颁发“老区补助费”，凡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过事情的老区民众，均可申请。母亲淡淡地说，做那些事，哪想过回报？

　　1953年，父母举家迁到矾山矿区，这个后来被誉作“世界矾都”的小镇，成了我的第二家乡。

　　那是个鼓励多生多育的年代，父母膝下五子仨女。母亲将清贫如水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没挨过饿，没受过冻，没失过学，真不知母亲是如何做到的。

　　1966年初冬，当我从井冈山、韶山大串联返回，风尘仆仆进家门时，父亲已病故半个月。42岁的母亲，一下子苍老了。在那个节骨眼上，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在部队当排长的大哥的全部工资。母亲柔弱的双肩，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似乎，我们该伴着母亲的泪水和怨声长大。但我从未见母亲流泪，也极少听到抱怨。母亲的泪水都咽进肚里，怨声也被无尽的忙碌消解。为了贴补家用，母亲到小街道综合厂做粗工编织麻袋，清早追着晨星离家，夜晚踏着月色进门，两头不见日头佛，粗糙的手上布满一道道血口子。

　　日子虽然艰难，儿女还是像庄稼一样，一茬接一茬地长大。我当兵时，大哥、二哥都在部队，弟妹还小，这个家庭正需要我分忧解难，但听说部队来招兵，母亲立刻让我报了名。

　　离家那天清晨，灶膛的火光映照着母亲的脸。让我突然发现，母亲已是满头飞雪。一阵酸楚的我，想说声保重，却照例涌动在心头喉头，难以决堤。

　　后来，母亲又将四弟、小弟送进军营。一门五军人，外表风风光光，别人啧啧称奇，唯有母亲，牵肠挂肚。

　　母亲不识字，但不是没文化。这样一位有价值观、有操守、有信仰的老人，如果说她没有文化，那何为文化？她固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家国文化——有国有家，先国后家。她没想把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留在身边，支撑门庭，而是先后送去戍边卫国。母亲的深明大义，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在十里八乡传为美谈，成为人母人妻的楷模。

　　母亲的高寿，让我有幸在两鬓染雪的年纪，还能享受儿子的“任性”，也让我在慈母的关注和矫正下，践行她精忠报国的夙愿。

　　古人语，父母在，不远游。身为军人，我一直在外“远游”。每次回去探亲前，心中蓄满了情愫，千言万语，然而，进门喊了声“阿母”后，就再也不知话从何起。

　　在家那几日，我悄悄地感受着母亲的一言一行，母亲也用那深切的目光，跟随着我的身影，进进出出，母子间所有的心灵交流，都在这不经意间完成了。

　　母亲九十华诞时，我与在北海舰队服役的四弟相约，回老家为母亲祝寿。母亲受宠若惊，连说“做甚寿，你们都是大忙人”。

　　不等我多难过一会，俄顷，母亲便用她的安慰打破了我的内疚：“你们忙，我高兴！”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重要的，唯有母亲的事可以放在最后。

　　我暗想，自今后，再忙，每年都要给母亲祝寿。此念一出，被母亲默默地会意了。多年来，我们母子间都是这样交流的。

　　第一次为母亲操办的寿宴，竟成为最后一次。恍然明白，哪里是我为母亲祝寿，分明是母亲给了我一次补赎。此后每每想到“子欲养而亲不待”，便黯然神伤。

　　仿佛等到了属于她的宽慰，母亲却走了——走在南方的初冬，走在我一生都走不出的一场绵绵细雨。

　　小镇习俗，父母过世，子女须披麻戴孝。近些年，乡镇里的葬礼习俗愈加繁琐，甚至于几近怪诞。

　　兄弟姐妹商议，丧事从简，不发讣闻，仅办家祭，辞谢礼金。我更建议，出殡时，不要披麻戴孝，改用黑纱白花。

　　大姐最先反对，不可不可，乡俗民规，哪敢轻易改变！二哥也在犹豫，百人百张嘴，谁知道乡亲们会说些啥？在我和四弟的坚持下，其他兄弟姐妹勉强同意。

　　翌日上午，二哥从街面上回来，苦着脸说，天快要塌了，谁敢做不肖子孙，要被口水淹死的。大姐也皱着眉头打退堂鼓。

　　我非常理解他们的难处。乡约民俗历经千百年，形成固有的套路，精华与糟粕共存，精华固须传承，若要抛弃糟粕，非一朝一夕之功。毕竟，他们还要在这里生活，活在规矩里，活在世俗里。磋商的结果，只好折中，采取“一国两制”：我与四弟穿军装，黑纱白花；其他兄弟姐妹遵循旧俗，披麻戴孝。

　　消息传出后，一位老同学找上门来，满脸严肃：无论你官有多大，披麻戴孝是千年故俗，不披不戴，会背骂名咧。

　　我细细辩解，母亲舍得把五个儿子送去当兵，是把军队看得山一般高，两个儿子穿着军装送她，是我们对母亲的最高崇敬，她一定高兴。

　　老同学说，怕只怕几百年来没这个先例，乡亲们接受不了。走时，他还嘱咐，你再寻思寻思。

　　北风轻拂，初升的日头佛明净温和。

　　出殡的队伍上路了。

　　灵车扎满鲜花，安卧着母亲的骨灰盒，摆放着母亲的遗像。母亲宁静注视着我们，嘴唇嚅嚅欲动，似乎还要叮嘱些什么。

　　乐队响起，既有哀乐，也有《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和四弟着军装，佩黑纱，捧素菊，与几位披麻戴孝的兄弟姐妹一起，送母亲最后一程。

　　母亲入土为安，儿女情思万般。

　　缅怀母亲的大恩大爱，禁不住热泪纵横，我举起右臂，向母亲致以最后一个军礼！

　　不远处，村口那株百年红枫，像一位肃穆的历史老人，陪伴我们完成了母亲的葬礼。

　　隔日，老同学又上门来，告诉我，乡亲们对葬礼反应很好，既隆重又简朴，还夸奖说：“当兵的仔，穿军装给老母送葬，新鲜，蛮好，蛮好！”

　　每次离家，母亲总是依门而立，用目光追着我，扯着我，让走在路上的儿子心里一团乱麻。

　　这一回，失去了父母双亲，没有了牵扯的身后，变得空空荡荡。

　　回首时，似有一株红枫，在风中舞动。

　　家乡的含义，在我苍凉的转身间，定格成为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