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施塔姆：哈欠，如同诗中的停顿

　　王孝稽

　　出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从小随父母迁居圣彼得堡的曼德尔施塔姆，这一开始也许就注定了他的生活处境和他的发声方式，一个“犹太式”旁观者阐释着“即将消亡的时代”的衰败气息，贯穿着他的诗歌作品。曼德尔施塔姆命运多舛，1891年生，1938年卒，只有47年的生命旅程，其中1934年和1938年两次被捕，以“反革命活动”罪名判处，长年流放，多次自杀未遂，最终死于远东的劳改营中转站。

　　曼德尔施塔姆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的诗歌发声从早期的单维度走向中期的多维度，再从中期的多维度走向晚期的单维度。曼德尔施塔姆1913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石头》里的作品，大多发声如同呵欠，是单一的，积极的，内敛的，气息是微弱的。

　　写于1908年的《所有的灯盏都暗下去了》和1910年的《闷热的黄昏压住了床榻》，是曼德尔施塔姆早期作品，是象征主义的简单接受，诗作细腻、敏感、直接。这两首诗，形似姊妹篇，我很愿意把它们当作一首诗来读。他用心灵找到属于他的词语，“单薄的纱巾”、“秘密的小径”，也许是触发他灵感的向导，文明的向导，而不是肉欲和暴力的向导。“他是为文明和属于文明的诗人”(布罗茨基语)。这两首诗的不同点，“灯盏都暗下去了”，气息是主动的，隐秘的，轻飘的，诱人心神的；而“闷热的黄昏”，气息是被动的，沉重的，厌恶的，令人“窒息”的。有非凡抱负的曼德尔施塔姆，因为《石头》的问世，赢得了当时圣彼得堡文学圈的关注。

　　曼德尔施塔姆第二部诗集《悲伤》，“实现了属于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声音”(布朗语)。曼德尔施塔姆的“独一无二”在于对现实的审视，在于“他的诗歌变成一种高速和暴露神经、有时候隐秘的诗歌”(布罗茨基语)。很富有诗性的火车站音乐会，在曼德尔施塔姆笔下却成了“一场恶梦”，成了“影子的葬宴”。

　　“无法呼吸。苍天正与蠕虫一同沸腾。/群星缄默。/但上帝可以为我们作证，音乐正在我们上方响起——”(《火车站音乐会》杨子译)。创作于1921年的《火车站音乐会》，是“群星缄默”之后的最后一次“奏响”。从火车站巨大的“玻璃球体”中，我们看到了与现实极不和谐的一幕，曼德尔施塔姆的精神主体(玻璃球体)，已被时代的“零乱”和“哆嗦”所左右，他发出的音调，“披着音乐和泡沫”，车站在哀歌，群星在哀歌，时代在哀歌。这是“主题上的超越”，预言的叛逆，抨击着时代，暗示着心灵即将被刺穿的危险。谁也难以预料，这到底会给曼德尔施塔姆带来怎样的精神风暴。

　　曼德尔施塔姆与马儿、马群、马蹄铁的关系，也许有一份契约，文字精神的契约，从《马儿走得多慢》、《马群欢快地嘶叫，吃草》，到《马铁依然敲响》、《他找到一块马蹄铁》、《当男巫让色彩斑斓的马匹》，从单维度的抒情到多维度的颂歌，马儿、马群、马蹄铁像一串不可避开的铃铛，在曼德尔施塔姆的生命场中不断敲响。马蹄铁，不仅象征着远方、坚硬、飞奔，而且暗示着蛮荒、血腥、流放。《马蹄铁依然敲响》，“奥维德怀着衰竭的情爱，/在诗行中把罗马和飞雪弄混”，罗马诗人奥维德曾被流放到黑海边的蛮荒地区，是曼德尔施塔姆的精神伤口。《当男巫让色彩斑斓的马匹》，“奔向我的宝座，/乘着死亡淡绿色的雪橇”，没有谁比曼德尔施塔姆更清楚，这必然是命运的某种昭示。

　　被王家新称作曼德尔施塔姆巅峰之作的《无论谁发现马蹄铁》(杨子译作《他找到一块马蹄铁》)，“其间穿插着各种元素和意象，气象充沛，笔力惊人，它是颂歌，也是哀歌，是一场神秘的精神风暴，也是终极性的见证”(王家新语)。另一首以日期直接命题的《1924年1月1日》，跟《他找到一块马蹄铁》(1923年)创作于同一时期，笔力同样惊人。

　　“在儿子孱弱的血脉中那沉淀的石灰/将要熔化，会突然响起祝愿的大笑，/但打字机那纯粹的小奏鸣曲，/不过是那些伟大奏鸣曲的一个模糊的投影。”(《1924年1月1日》杨子译)。当你开始质疑这个时代到时候，这个时代也正在疏离你。这座“熟悉如泪水”的城市，让曼德尔施塔姆强烈感受到了无端混乱。“巨大的抒情张力使他远离同代人”(布罗茨基语)。《1924年1月1日》全诗九节，每节八行，曼德尔施塔姆以心灵加速度的形式进行“一次短途旅程”，“一条又一条街道向后飞掠，/冻僵的奔跑者吱吱响的踏雪声像在吃苹果；/无法让钮扣滑进扣眼，/总是从手指间滑开。”在你死我活的政治冲突年代，这是对不公正死亡的想象，对极端统治的隐喻，对莫斯科现实的叩问。“愤怒”和“苦痛”，已把曼德尔施塔姆削成“一枚硬币”，无论如何翻牌，他面对的都是这“强权的世界”，“胡扯的谎言”。

　　而1931年写给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一首诗，看到了曼德尔施塔姆的果敢与坚决，“我穿过我的生命，在我的铁背心里，也像那样瞄准，/(为什么不？)我会找到那把古老的斩头斧，在树林里。”“请永远保存我的词语，为它们不幸和冒烟的余味，/它们相互折磨的焦油，作品诚实的焦油。”(致安娜·阿赫玛托娃》王家新译)。

　　早在1912年，曼德尔施塔姆与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等人就一同组成了阿克梅派。这时，阿赫玛托娃的丈夫古米廖夫被当权者枪杀已整整十年。作为曼德尔施塔姆终生朋友的阿赫玛托娃，也许最能洞察“它们不幸和冒烟的余味”。

　　“穿过基辅，穿过这怪物的大街，/一个妻子指望找到她的丈夫。/一次我们见到了她，/有面孔蜡黄，眼睛枯干。”(《穿过基辅》杨子译)。这是曼德尔施塔姆第一次被捕获释后，于1937年5月在流放地沃罗涅日写就的诗歌，距第二次被捕时间一年，距去世时间只剩一年零七个月。“沃罗涅日是胡闹，沃罗涅日是乌鸦，是匕首……”，流放后的曼德尔施塔姆精神创伤到了极度，对于战争与灾难的描述，又回到生命之初，回到了与国家的单一对峙，“别担心，我们还要回来的！”“这一天打着哈欠，如同诗中的停顿：/清晨起便是安谧和艰难的持续”。1938年12月，曼德尔施塔姆终于停止了哈欠。

　　曼德尔施塔姆的哈欠，作为诗歌停顿，显得有些过长。作为伟大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一直守护着这个漂流瓶，“她把无法记在纸上的诗歌都熟记在了心里”(布罗茨基语)，“1961年，娜杰日达和另一个女人，发表了她们藏起来的手稿，并通过回忆录勾勒了后期的曼德尔施塔姆”(北岛语)，使曼德尔施塔姆巨大的“时代阐释力”的词语得以保留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