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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万水雁过藻溪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0日 来源:

张翎作品《雁过藻溪》

  风吹过的地方,总是会落下种子的。种子落在藻溪这片温热的土地之上,只需一场好雨,便有新芽生出。新芽即使不能即刻成林,即使只长出了一丛花草、几棵树木,藻溪和它所在的苍南,终将慢慢地因为新的文化的浸润而变得更为郁郁葱葱。

  我年少时填过的所有表格,籍贯一栏都是“浙江平阳”。那是父母的旨意,我从未深究过背后的逻辑。我父亲是矾山人,我母亲是藻溪人——当然是指他们迁徙到温州之前。

  矾山和藻溪都坐落在浙南平阳,即今日的苍南县境内。我因此避免了在父亲和母亲的家族中选择籍贯的麻烦。其实我出生在杭州,很小的时候被父母带到温州。在温州度过了整个童年、少年和一部分的青春岁月。

  一直到1986年夏天,在我即将启程出国留学时,我才第一次来到我父母的原籍,为埋葬在那里的先辈们扫墓。那个被我多次填在表格之中的地名,至此才有了直观的意义。后来我在海外成为作家,矾山和藻溪渐渐开始浮现在我的小说之中——那又是十几年之后的事了。

  藻溪是地名,也是一条河流的名字。藻溪是我母亲出生长大的地方,那里埋葬着她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还有许多她叫得出和叫不出名字的亲戚。按今天的标准,藻溪离矾山很近,汽车轮子转几下就到了。但对当年赤脚行路的人来说,从矾山走到藻溪,是需要一份好脚力的。

  矾山之所以叫矾山,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出名的矾矿。我父亲家族三代人,都和矾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就在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听到了苍南“矾山矾矿遗址”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好消息。早些年没有公路,矾山出产的明矾石必须通过藻溪的驿站水道,运往北国和南洋。而我父亲则是矾矿在藻溪堆栈的负责人。那条由明矾而生的挑矾古道,成就了藻溪当年的繁荣,也成就了我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当然,也就间接成就了我的生命。

  藻溪发生的一切故事,对我来说都是“史前”的。我对藻溪的最初印象,来自我父母在家讲的那种节奏很快、音节很短、音量很大的方言。年少时,母亲带我去身为明矾石研究专家和全国人大代表的外公家里做客,常常会看见一些藻溪来的乡人,带着各样土产干货,坐在我外婆的病榻前和我外婆说话。到城里找工作,看病,借钱——常常是这一类的事情。外公和他已经成年的子女,年复一年尽心尽力地为乡人帮着这样那样的忙,而我外婆和一位常住在她家的表姑婆,则用方言和乡人们说着一些她们熟悉的人和事,在叙述的过程中脸上便渐渐浮现出一种迷茫、柔和而快乐的神情。

  当我长大成人远离故土,长久地生活在他乡时,我才明白,其实我的外婆和表姑婆,一直到死也没有真正适应在城市的生活。她们的身体早就来到了温州,可是她们的心却长久地留在了藻溪。如果把她们的一生比喻为树的话,她们不过是被生硬地移植过来的残干断枝,浮浮地落在城市的表土之上,而她们的根只留在藻溪。

  从我记事起,藻溪在我的脑海里就已经是一个鲜活而熟悉的地方了。这要归功于我外婆、我母亲,还有我数目众多的舅舅姨妈们——他们关于藻溪的记忆,源源不断充填着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孤寂。

  在他们绘声绘色的描述中,藻溪的乡野景致和人物就有了生动的色彩和质地。他们告诉我:我那位在日本留过学、后来在香港教书的外公,当年每逢暑假回到乡里,便会穿着一条在乡人眼里绷得很紧的白色尼龙裤,在藻溪的溪水里游泳,而我的外婆则坐在柳树的垂荫之下做着针线活。岸边围了一群人,说不清是在看水里那个男人,还是在看岸上那个女人;他们还告诉我:我外公每年暑假回乡,会发现家里多了一个孩子——那是前一个夏天的激情在后一个夏天结出的果实。孩子太多,外公记不住名字,就把纷乱的名字简化成以长幼排列的数字。

  小时候,在停电的夜晚,我和哥哥坐在床上,百无聊赖地等待睡意来临时,妈妈会给我们讲乡间的鬼神故事。比如,有一回她和大舅在藻溪乡野中行夜路,走着走着,路上多出了一个穿着绿衣服的小女孩;有一位乡人长疔子死了,下葬之后,她的亲人掀开蚊帐,看见她端坐在床上,脖子上挂着一圈白色的玉兰——那正是长疔子的地方。

  和母系家族成员相比,父系家族的成员们相对沉默。他们也有他们的故土故事,但他们的故事是关于时间、地点、事件的,他们的叙述里使用的大多是名词,其次是动词,鲜少有形容词和副词。他们关于故土的回忆是骨架,简捷、笔直、刚硬,却缺乏血肉。

  很多年之后,我终于成为小说家,到温州图书馆做过几次新书分享会,台底下有闻讯专程从父亲的老家赶过来的热心听众,有人曾经问过我:为何我花在藻溪的笔墨,远超过了矾山?我被这个问题击中,一时愕然。我已记不得当时是怎样回答的,真正的答案是事后才向我显现的。和父亲相比,母亲和她的亲人们是更为活泛的说故事人,他们在我还像海绵一样贪婪急切地吸收营养的年代里,把他们的故土往事,不知疲倦地揉进了我的童年记忆中,在我的想象力土壤里撒下了繁多的种子。尽管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很多年之后,这些种子会慢慢破土成为小说的芽叶。所以,那个填过许多次却始终没有弄懂确切意义的“籍贯”,到底该怎么定义其实并不重要,在一个人的记忆和想象力中占据最大位置的那个地方,就是文学意义上的故土。

  多年以前我写过一部小说《雁过藻溪》。那时我还在多伦多一家医院的听力诊所里做听力康复师,在少得可怜的业余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做着我的文学梦。《雁过藻溪》的灵感,来自一段特殊的旅程。在那段旅程中我是一位缺席者,但我的缺席却由母亲为我做着细致的填补。那年我外公去世,他的骨灰在亲人的护送下由温州回归藻溪故里。在场的母亲通过越洋电话,对缺席的我详细叙述着那次旅途的种种细节。十里长亭的祭灵队伍,延续不断的鞭炮,身着丧服叩迎在桥头的乡亲……藻溪用最朴实诚挚的方式,接他们引以为傲的游子归家。母亲话语里的温热,通过越洋电缆传到我的耳膜上,放下电话时,我才觉出了脸颊上的泪水。就在那一刻,一部小说的灵感,开始在我的胸腔里涌动。

  后来就有了《雁过藻溪》。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女科学家,因母亲病故而回到久违的故国,和女儿一起送骨灰回到母亲的老家,一个叫藻溪的地方。就在这趟几乎以麻木状态开始的旅途中,这个叫末雁的女人发现了一桩母亲埋藏了一辈子的秘密,她由此才真正认识了母亲,认识了母亲的故土。更重要的是,她由此认识了自己。

  《雁过藻溪》走了很长的路,才渐渐走入了母亲乡人们的视野——大约是因为这个真实的地名。今年春天,离《雁过藻溪》发表将近15年之后,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里,一家以“雁过藻溪”命名的文化客厅,在藻溪公园山落成。随着这个文化客厅的落成,一群心里点着灯的人开始在这里相聚。今年秋天,雁过藻溪文化客厅迎来了首届国际文化论坛,来自5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作家们,就“故土和家园”话题产生了许多碰撞和交锋。那块曾经有着深厚文脉的土地,又吹起了一股新鲜的文学和文化之风。

  风吹过的地方,总是会落下种子的。种子落在藻溪这片温热的土地之上,只需一场好雨,便有新芽生出。新芽即使不能即刻成林,即使只长出了一丛花草、几棵树木,藻溪和它所在的苍南,终将慢慢地因为新的文化的浸润而变得更为郁郁葱葱。

  从母亲那一辈的记忆里,生出了一簇灵感的火花。从那一簇火花里,生出了一部小说。从一部小说里,又生出了一个聚会的场所。从一个聚会场所里,又生出了一些灯火。愿那座依山傍水的文化客厅里的文学灯火,长长远远地照着今天和未来的路程。(原文发表于《解放日报》朝花版2019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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