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当年那些浴血烽火的青年大多已经步入垂暮之年。不管现在的他们脸上添了多少深如刀刻的皱纹，在人民心中，他们永远是光荣的缔造者，历史的见证人。他们的追忆，是最贴近真实和最个人化的历史还原。近日，本网记者随同县老干部局一行寻访了我县那些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兵，去挖掘他们身上的红色故事。本次采访的对象是“老兵”陈常修。
陈常修近照
陈常修的奖章
老兵档案
陈常修，1927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日照市。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入党，曾在战斗中两次负伤。1981年10月-1984年2月，任苍南县委副书记兼县人大常委会主任，1984年3月-1985年，任苍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苍南新闻网 记者缪依含文/摄
“我今年已经88岁了，都是些70年以前的事情，到现在我也都记不很牢了，需要慢慢回忆，慢慢讲。”当我们辗转来到温州见到陈常修时，他正戴着老花镜在桌前翻阅报纸。由于年事较高，听力和视力难免减弱，但脸上的皱纹却显得沧桑有力。招呼大家坐下后，老人合上报纸，而记忆的大门正缓缓打开。
要为革命坚持到底
“我先把自己的基本情况和你们讲一讲吧。”据陈常修介绍，他是1945年2月入伍的，同年3月入党，老家在现在的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从小他的家中就十分困难，尤其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家里人要靠着吃糠来维持生活。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44年，陈常修担任了村里的抗日教员，主要负责教抗日儿童团里那些负责站岗放哨的孩子，正式拉开了他参加抗战工作的序幕。抗日儿童团是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成立的儿童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它的成立不仅给孩子们的生活带去了乐趣和希望，同时也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那些年我的家乡一带是很困难的，老百姓们苦得没有办法，都没有东西可以吃了，很多人就选择逃荒，大批大批地往东北逃。好多人中途都得了伤寒病死掉，或者是被鬼子抓去。剩下村庄里呢，什么活着的东西都没有，老百姓们不是饿死了就是跑走了，狗啊鸡啊也是根本看不到的，到处一派荒凉的景象。”看到这样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情况之后，陈常修再也无法忍耐，他萌生了要跑去太原当兵的念头，“我想着，就算不能够去冲锋陷阵，自己也可以去部队里当个卫生员，去为那些前线下来的伤员包扎治疗。总之，我得做些什么，得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时山东日照区刚刚解放，成立了一个区中队，一共有三四十个人。由于区里十分缺乏像陈常修这样既年轻又有些文化的人，区委书记便找到他，诚恳地劝道：“你就不要寻思着到别处去了，不如还是留下来吧，这里也有许多的工作需要你来干。”于是，1945年，他加入敌后武工队，成为中共山东日照区委的一名干事，并经由同志介绍很快入了党。“那时候入党并不像现在这样，要填志愿书、要集体宣誓。几位同志私下里找我谈了话，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让我填了张表格。那张表格上的内容我至今都还记得很清楚，上面写着，要服从党纲党章，要保守党的秘密，要为革命坚持到底，不怕牺牲。”虽然年近九旬，可他仍然清晰地记得过去的细枝末节。
抗战时期，在广大的敌后战场上，大批武装工作队分散到各个根据地。他们通过加强民兵建设，采用交通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战斗方法，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有力地捍卫了根据地建设，成了八路军进行游击战的可靠后方。而武工队有两种，一种是在根据地公开行动的武工队，另一种则是“地下武工队”。“地下武工队员是不能够暴露地下党员的组织和身份的，入党的那些表格填完以后都要立刻烧掉。”
之后不久，区委书记告诉陈常修，让他来负责区里的党员统计工作。“当时入党工作是要保密的，这个班子编个密码，那个班子编个号。”他说，自己把统计的小册子紧紧揣在怀里，随身还带着几颗手榴弹。“万一真被抓住了，俘虏是绝对不能当的。”他的心里早就做好了要为革命牺牲生命，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
战斗中的血泪记忆
1945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那时候在沂北县会稽山边，国民党亡国派、日本鬼子、伪军和汉奸都曾在那一带附近出没，到处烧杀抢掠，轮番进攻，开展大扫荡。“那真是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陈常修回忆道，当时18岁的他在那一带参加游击战。武工队的同志们5个人为一个组，各自开展行动。“到了老百姓家中，我们用手在下面比划出一个‘八’字，告诉他们我们是八路军，老百姓们都乐意帮我们作掩护。”早晨队员们躲在老百姓的屋子里，到了夜晚则披星戴月地跑到外面张贴标语、添置武器。“打游击战时武器装备十分紧缺，我的手里就只有一把没有子弹的土枪，另外再抱着几个手榴弹，敌人出动的时候，能打就打，不能打我们就撤退。”
“在我们那个年代，负伤流血，叫做‘挂花’了。”陈常修一边说着，一边小心翼翼地挽起裤脚，给记者看他右腿膝盖处的伤疤。这是他第一次在战斗中负伤后留下的印记。陈常修描述道：“我老家的地下挖开来全都是水，并不适合开展地道战。而南边的鬼子纷纷退到了华北一带，把我们的公路都给占领了。在泰南，日本鬼子和汉奸队霸占了泰石公路，在那儿大兴土木，挖了条盖沟，一步一个堡垒，修建起一座据点，白天通过公路传送各种物资。”于是他和同志们因地制宜，到了晚上就去破坏袭击日本侵略者的交通运输战线、拦截毁灭敌人的军用物资，还有一部分人则去抓那些特务汉奸，把他们就地正法。枪毙以后还要在街上贴个告示：“谁要是再做坏事，就和他们一样的下场。”
在一次交通破袭战中，陈常修带着民工跟在掩护部队身后，不知何时竟走到了部队跟前。混乱的战斗中，部队的战士误把他们当做敌人，一个手榴弹把陈常修的右腿给炸伤了。“刀枪无眼，打战的时候真的没办法想到下一刻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在当时我穿着条棉裤，后来回到我们的据点，进行过一些简单的包扎，慢慢也就恢复了。”只是如今年纪大了，当初医疗设备简陋、处理不当的后遗症便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以前干工作的时候我还成天跋山涉水，连走带跑的，结果现在腿越来越肿，想到外面走走还得靠着轮椅。”陈常修说，他对苍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曾在1958年到马站镇指导抗台工作，还曾3次前往桥墩水库调研检查。“我知道苍南这些年的变化很大，也有了动车。我很想再去那里看一看，可惜腿脚不方便，心里确实感觉遗憾。”
而他左侧头皮上的那道伤痕，则来源于一个叫做范家岭的村庄。那一回，汉奸团长带着敌人包围了他所藏身的民房。眼看着鬼子拿着刺刀从门口进来，陈常修对着战友喊道“快打啊”，一边扔出一个手榴弹，迅速和大家撤退。敌人的子弹擦着他的左侧头皮疾驰而过，把衣服领子都给打掉了，他伸手一摸，全是血。“就差了一点点，差一点点我就报销了，现在弹壳还留在里面。”
为不忘却的纪念
“这些过去的事情，之前我也从来没有和谁提起，当年一起战斗的那些同志，有许多已经连名字都不知道了，就算想要回去祭奠他们，恐怕也找不到当初的地方了。”陈常修翻出相册里的旧照片，把战友一一指给我们看。“当年我们区里有一共有50多个人，20多个干部。区委书记厉席卿，他最了解我的为人……”老人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现在再想找个人来证明一下我这个人，证明一下我说的这些事情，也都找不到了。”
1945年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外务大臣重光葵及军方代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海军战列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字，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陈常修的内心别提有多高兴。他说，自己是幸运的，走过枪林弹雨后更加理解了活着的意义。同时他也是幸福的，能够看着自己的儿女在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中健康成长。
“更令我感到荣幸的，是我能够活到现在，能够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采访结束前，老人从桌上仔细翻出一张保存完好的报纸。这是2015年5月10日的《浙江日报》，当日的头版头条是《莫斯科隆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习近平出席红场盛大阅兵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