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爷爷的“校书郎”──记杨悌遗著《通鉴事纬》寻获、编辑、校勘和出版的过程

　　和父亲杨士琯一起站在印刷厂精装书车间的门口，看著孔武有力的装卸工人把四个多立方米的新书搬上货车，心中感慨万千。这首版一千本《通鉴事纬》是已经去世五十年的爷爷之毕生心血，在他老人家去世近半个世纪之后终于付梓。

　　先祖父杨悌，(1880～1951)字子恺，又名慕侗，晚号“结一阁”主人。历史学家，书法家，平阳张家堡(现为苍南县龙港镇平等社区张东村)人。先祖父幼时，从父肆力为文，具得指授，善古文辞，并爱好书法，十三岁即能濡笔作擘窠书，乡里宗庙祠宇匾额，多出其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偕邑人郑汝璋等东渡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与当时同时期在日本东京私立法政大学留学，同样攻读法政科的“七君子”之一沈钧儒先生交往颇深，且多有书信来往。

　　先祖父学成归国后，于宣统庚戌(1910)年得法政科举人。民政部七品京官卫生司行走。民国改元后，历署浙江宁波、丽水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浙江省高等检察厅首席检察官，后任浙江临安、上虞县知县，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浙江省长公署自治评议员，萧山地方法院院长等职。先祖父为官任上，不但清廉正直，且在判案方面尤其是死刑方面极度谨慎，仁慈善良，常欲救人为先，绝不允许冤狱发生。其中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其在浙江省高等检察厅首席检察官任上释放大批左派进步青年的故事。

　　先祖父生平极其好学，手不释卷，著述甚勤，学术功力颇深。著有《汉事绀珠》《通鉴事纬》《汉书摭词》《汉书刑志法补》《读汉书百官公卿裴疏记稿》《味镫存稿》《毛诗通训》《韩集后语》《补三国职官志》等。以上文稿，1965年由先祖母伍鸣凤女士与先父杨士琯先生決定，由先父杨士琯亲手寄存于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所收藏，得以保存。另有《结一阁日记》《竹霁庐日记》《寄石山房日记》《可庐日记》多卷，在“文革”中散佚。《结一阁集》多卷，《晋书新语》二卷，《晋书纂故》二卷……数十种文稿，现仅存书目，文稿俱已散佚。

　　先祖父生逢乱世，无意仕途的他老人家在任上就起了“莼鲈之思”，在五十馀岁退出官场，隐居于家乡一心学问，更专心致力于《通鉴事纬》的研究。

　　司马光等人在“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的努力下花了十九年的时间，写完这本上起战国时期三家分晋，下讫五代之末，记叙了其间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有关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社会生活及天灾人祸等史事总字数达三百八十多万字的巨著后，给神宗皇帝递了个进书表，其中一段写道：“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宋神宗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问世后两年，司马光去世。

　　读一遍《资治通鉴》已相当花时间，而要穷其一生精力研究此书并有所成就，沒有一种忘我的使命感和高度的兴趣是不可能做得到的。耗时三十年之久作了《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辩误》的南宋史学家胡三省在他的《新注资治通鉴》序结尾叹道：嘻，有志焉，然吾衰矣！

　　然而《资治通鉴》成书已近千年，文字古朴，记载弥繁，以至古人读之，尚感入海算沙，穷年不能究其辞，沒世不能同其义，实有高山仰止之叹。今人读之，碍于其言辞之涩，学识之博，阻于其名物之繁、制度之多，势必困于读通、窘于理解，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许多读者大概也会像司马光所说的那样“读未近一纸，已欠伸思睡矣！”

　　况《资治通鉴》为编年体通史，以年月为“经”记事，其体裁注定了不能连贯及集中地敘述某件历史事件和某个历史人物，只能是报流水帐般，显得较为散乱，尤为跨越多个年代的，常是与他人他事交叉叙述。这样一部三百八十多万字的巨著，虽然明知是“后世不可无之书”，然而真要埋首时，学者尚不易卒读，一般读者难免感到不知如何著手才好。

　　据此，先祖父在遍览通读各类史书后，穷其毕生精力，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动了个“大手术”，将其中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东晋元熙元年(公元419年)前后八百二十二年中有关君道、臣谊、国是、民情、施政之术、为官之本、治学之途、政权之变迁、军事之战略战术、人生涵养、天灾资料，以人、事或理念等为核心，爬梳分类，重新整合，蜘蛛织网般精心编织此一总数达一百四十五万馀字的巨著《通鉴事纬》。保留了《资治通鉴》原有丰硕严肃的史实內容和精彩之文采，又克服了编年体通史的“报流水帐”似的许多弊病。读者只要对照目录，即可极方便地找到所需的相关资料或选读其中之人或事。因此，先祖父的《通鉴事纬》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条理性、和实用性，有利阅读、研究和应用，对于众多想读《通鉴》的读者来说，面对一则则有头有尾的历史故事当然要面对散乱的编年体通史要来的有兴趣。当然，这不是说司马温公“功力”不及，而是不同史书有著不同体裁和宗旨。

　　先祖父的《通鉴事纬》是《资治通鉴》九百年前问世以来，继众多补撰、续作、注释、仿制、评论等等后，又一部独树一帜颇具特色的研究《资治通鉴》的学术巨著。

　　司马温公在仕途困厄，政治失意的情形下，方专注于治史，得以蔚然成就《通鉴》。其身后甚至一度罹“追贬”等厄运，但《资治通鉴》问世九百余年以来，刊刻出版七十余次，实为我国历代各类史书刊刻出版所罕见，足证其影响之深远。温公在天之灵，当感欣慰矣！

　　古今之成大事者，莫不经历巨大痛苦。先祖父之著《通鉴事纬》等史学巨著，同样也付出了极大代价。

　　先祖父是清末自费留日学生，见中华泱泱大国之积弱贫病，睹东洋弹丸岛国之维新日强。学成归国后，亟欲以己之所学所闻参与中国之变革图强大业。那样的时代，对于一个极有风骨的饱学之士来说，出仕确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先祖父宅心仁厚，对于判刑异常谨慎，在浙江省高等检察厅最高检察长任上居然下令放掉当局抓获的一批“乱党分子”。而这样的性格耿直，确实有“家学渊源”的。

　　在故乡的杨氏宗祠里，悬挂著的许多金字对联有一副是这样的：“郡出关西独畏四知真伯起，派流嘉靖敢疏十罪有椒山”，说的就是远祖杨震和杨继盛的事。

　　杨震，字伯起，学识渊博，东汉时官至太尉首相，有山东昌邑县令王密暮夜送金十斤行贿。震公说：“此暗昧也！”拒不受。王密说：“夜间无人知。”震公说：“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说无人知？”坚不受贿。震公死后，昌邑人为之立四知庙，春秋祭祀。皇上敕封四知堂，称关西夫子。

　　杨继盛，字椒山，明嘉靖帝时官至兵部侍郎，上疏弹劾奸相严嵩十大罪五大奸，当时嘉靖帝偏听偏信奸臣严嵩谗言，因此被下狱处死，生前骨肉糜烂，死后追封忠愍公。杨继盛遗诗一首：“浩气还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先祖父急流勇退，挂冠而去，返归故里，徜徉于青山秀水之间，衣食无忧，一副心思全在学问之上，加之家中藏书极丰，翻阅、考证都较为便当，在先祖父多年努力之下，包含《通鉴事纬》在內的诸多著作大都已经成书，只是还来不及付印，先祖父就因“陪毙”事件深受刺激而中风而于1951年去世。

　　在家产尽破，处境极端困难的情況下，先祖母伍鸣凤女士视先祖父遗稿为生命，拼全力保存。先转先舅公伍澐湫先生家阁楼上存放，1965年文革前夕，政治运动风声渐紧，父亲与祖母匆忙将先祖父遗稿转交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保存。

　　当时父亲虽念念不忘先祖父之遗稿，但自保尚难，何谈编辑出版？

　　自我有记忆起，父亲一直著力于寻找先祖父遗稿。然而因年代久远，图书馆工作人员已几经更迭，在馆藏资料浩如烟海的情況下寻找一份多年前送来的古籍手稿，实非易事。

　　在父亲与姑丈叶永烈先生的不断努力寻找之下，皇天不负有心人，先祖父遗稿终于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內经徐永明先生找到(当时和林则徐的手稿存放在一处)。鲁壁藏书，一藏就是三十多年，历经浩劫，终见天日，浙江图书馆实在是功德无量！

　　当时父亲人在美国，于是委托其妹婿叶永烈先生代为前往浙江图书馆洽商，将所有遗稿影印后带回，开始著手准备出版事宜。然而编辑整理和校勘的工作量相当大，投入的资金亦相当可观。要整理编辑出版成书，所面对的困难，可想而知。当时家族中有人好心地向父亲提议将先祖父遗稿影印数十份散发亲友留作纪念算了。

　　可是父亲是个认准了的事就要干到底的人，誓言定要将先祖父的遗稿编辑出版，即或因此而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继母李聪慧是个知书达礼之人，她深知父亲的心思，完全支持父亲的想法和做法，他俩双双特地从美国回到家乡温州，租住在温州水心住宅区，开始编辑整理先祖父遗稿。

　　编辑整理先祖父的《通鉴事纬》，必须参照现有各种版本的《资治通鉴》。而观《资治通鉴》之刊刻出版，在北宋哲宗元佑元年奉旨下杭州镂板，七年后刻竣。时隔数载，以哲宗亲政时及徽宗崇年年间恢复新法故，司马光身后一度遭“追贬”之祸，“通鉴”书版亦险遭毀坏。此后《通鉴》以本书、目录、考異、点校、注释、详节、要览、选本等诸多名目刊刻出版，绵绵不绝。计南宋以来，有监本、余姚官刻本等二十余种；终元一朝，又有张氏晦明轩刻本、兴文署本凡十种；明起弘治元年以下，成十余种，每二十余年即刊刻一次；有清一朝，乃承飞雪堂刻本、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等九种；民国初创，即有涵芬楼铅印本、《百衲本宋本资治通鉴》等七种；及至大陆易帜后，1956年以来，始有北京古籍出版社之精装点校本、中华书局之平装点校本等数种。

　　离先祖父逝世已近半个世纪，五十年后子承父业还搭个孙子一家三口日以继夜地编辑整理这样的一部史学巨著，翻破了四套不同版本的《资治通鉴》，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历时一年半，其间之艰苦努力实在难以言辞形容。父亲笑称这是“爷爷让我们多读书”。

　　由于是五十年前毛笔手书的文言文稿，经多年蒙尘积垢及蠹蛀虫咬，已非本来面目，墨跡难免斑驳，加之部分手书字迹潦草，极难辨认，有些需依上下文推敲方能解意。有时为查证一字需花数小时。书稿中更有许多电脑字库里没有的生僻字，需重新造字。种种情状，至今仍历历在目。

　　自书稿寻回到编辑完毕，凡一年半，父亲和继母除夜以继日埋首于案牍之间外几乎沒有做任何的其他事情，我亦积极参与校勘工作。及至书稿终于编辑完成时，出版社竟不相信我们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內把这样一部一百四十五万余字的巨著全部编辑完成并已输入电脑软盘。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著书立言之苦，同道人始能深切体会。

　　对于此书的出版，两岸文化部门都相当重视。九十九岁高龄的陈立夫老先生特地为之题写：“中华文化，两岸同根。”其对中华文化之深情跃然纸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章孝严先生亦亲笔题写《通鉴事纬》之书名。

　　终见《通鉴事纬》成书，心中感慨万分。先祖父虽不及见，亦平生之志也。我们能夠了其遗愿，实足告慰其在天之灵了。

　　司马温公之著《通鉴》，虽未如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亦以泥守旧制而离朝廷，投闲置散，由居庙堂之高，转处江湖之远。

　　先祖父之著《通鉴事纬》，书成而身死，岁月如流，五十年忽焉而至，其书终见天日。其中种种，亦教人无限感慨。

　　书既成，唯愿两岸之中华子孙能以史为镜，借鉴前人得失，用古为今。图中华之大治，实为历代修史人之大愿。（杨仿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