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峰书院创办于宋代，比温州最早的东山书院还早数十年 松山《鹅峰书院》考略

　　雷必贵/撰稿　

　　桥墩，古称松山，宋代时建有《鹅峰书院》。据《温州市志》(卷八十五·教育·古代教育·2462页)记载：“《鹅峰书院》在桥墩松山，创办于宋咸平(约988—1003)年间。”

　　桥墩地处偏僻，宋代时为何有人创办《鹅峰书院》呢？且时间比温州最早的《东山书院》还早数十年。综合相关史志与论著的记述，有以下背景及原因：

　　书院由来

　　1、吴越国及忠懿王钱俶的处境，促使他小心谨慎处理国事政务，隐秘、低调地谋划自己的身后之事。

　　五代十国，吴越国是十国之一，辖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其疆域包括今浙江省全境和当时的苏州(辖5县)、福州(辖11县)。吴越国历三代五王，最后一位国王是钱镠之孙、忠懿王钱俶(929—988)。

　　钱俶谨遵祖训，励精图治。他弘扬佛教，迎天台山僧人德韶为国师；为保一方平安，又倾国所有贡献朝廷。钱俶继位后，参加了后周世宗亲征南唐的战争。公元960年，赵匡胤当皇帝，建立宋朝。宋太祖赵匡胤南平荆湖，西取后蜀，971年又平南汉，974年再伐南唐，逐步消灭地方割据政权。钱俶在宋太祖平定江南时出兵策应有功，被授天下兵马大元帅。后钱俶入朝，仍为吴越国王。公元976年十月，宋太祖赵匡胤驾崩，晋王赵光义即位，称宋太宗。钱俶出于朝廷的压力，并遵循祖训，为保一方生民，于太平兴国三年(978)“纳土归宋”，将所部十三州、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及一军、十一万五千一十六卒，悉数献给宋朝。

　　979年，宋太宗征伐北汉，平定北汉后又乘胜征伐辽国。钱俶带病从征，太宗多有封赏。因钱俶坚辞而一再改封，最后任命钱俶为武胜军节度使，封南阳国王。钱俶于端拱二年(988)辞世。

　　由于钱俶生、卒同是“八月二十四日”，并与其父元瓘卒日相同，“人皆异之”，从而对钱俶的死因产生怀疑。有资料记述：“端拱元年(988)八月二十四日，值钱俶生辰大会亲戚，……朝廷遣使赐生辰器币，并金樽御酒，且有诏，令使者以御酒劝钱俶立饮三樽……到了夜间，忽然暴病起来，腹中疼痛难忍，不到一刻，竟尔去世。方疑日间所赐御酒有异。但事无佐证，不敢宣扬，只得以暴卒上闻。”

　　据《松山钱王陵与鹅峰书院》一书记述，查阅《吴越备史》后认为，979年“俶病拜不能起”的十年老病，当是类风湿关节炎，忽风恙复作而死可能性不大；钱俶是对吴越国有号召力的人物，被朝廷认为是个隐患，时太宗赵光义已50岁，恐俶在很远的南阳任职难以控制；同时赵光义与太监王继恩，是砍死太祖赵匡胤、毒死南唐主(陇西郡公)李煜的嫌疑人，且998年太祖弥留之际，太监王继恩差一点又搞宫廷政变。可想而知，在上述景况下，钱俶家族对勘察王陵之事和钱俶后事、钱俶子女的相关问题，都谨慎谋划、低调处理。

　　2、名僧愿齐结庐于南雁荡山，钱俶“命郡守建普照道场”，并在巡视温州与福州时到南雁朝圣。

　　愿齐俗姓江，为钱塘名僧，研习天台宗止观圆融法门，并深通风水星象的“玄奥之道”。据弘治《温州府志》(卷三·山·平阳县)记载：“初，吴越钱王与僧愿齐同参韶国法师于天台，愿齐游永嘉，……闻平阳有雁荡山，杖锡寻访……结茅其间。居二岁，钱氏命郡守建普照道场，尽以平阳一乡之赋赡之。……齐之从者百余人，分建十八庵与之处。齐卒，其徒避虎害，迁莒溪。今普照院在莒溪，有赐塔二。”

　　可能有人会问，愿齐游温州为何没有看中北雁荡却结庐南雁呢？其实，南雁荡的发现与开发要早于北雁荡数十年乃至近百年。据弘治《温州府志》引黄裳(宋元丰进士第一端明殿学士)文曰：“平阳雁荡，五代(907—979)时已著。”并注：“乐清雁荡，祥符间(1008-1016)始见，沈存中《笔谈》云。谢灵运为永嘉太守，凡佳山水游历殆遍，独不言此山，盖当时未有雁荡之名也。”

　　《平阳县志》对相关史实记载更多。清康熙《平阳县志》(卷十二《杂志·寺观》)记载：“石筠寺，在四十六都南雁蒲峰，宋建隆时(960—962)僧愿齐开基，康熙间僧济宗、如灵偕徹菴、朴菴扩基重建。”乾隆及民国《平阳县志》所记亦同。《苍南县志》(1997年版《大事记》)记载“后晋乾祐年间(948—950)，吴越王钱俶于江南设库司，征收盐、茶、绢、棉等税，赡养南雁荡十八道场愿齐师徒百余人。”

　　平阳各地遗存的诸多古迹，也证实钱王南雁朝圣之事。“吴越王庙，祀吴越王钱俶，在雁山。”(乾隆《平阳县志》卷九秩祀·庙祠)“钱王楼，在钱仓宝胜寺，五代吴越钱王曾宿于此。”

　　3、松山“俗传钱令公入闽，五子从行”，给钱氏筑陵墓、建书院构建了回旋空间，“松山钱王陵”之说使创建书院顺理成章。

　　正由于吴越国及忠懿王钱俶在宋王朝中的困窘处境，也由于开国国王钱镠在去世时才建陵墓，钱俶不便在生前公开建陵墓，交由愿齐勘察与筹建是最佳选择。据《松山钱王陵与鹅峰书院》论证，钱俶在公元967年时，借巡视温州与福州之机，带着儿子惟治(时约19岁)、惟浚、惟漼、惟演、惟灏(第五子时约3岁)等到愿齐所在的南雁朝圣，继而遂行“钱令公入闽，五子从行”之事。其间，定然会商议建钱王陵事宜，并根据旧时子女守孝三年的规制，谋划创办书院以供守孝子孙就读。因此该书作者认为“可能忠懿王钱俶墓在松山，鹅峰书院为王家书院。”

　　在桥墩南山头(旧属松山)有一处古墓葬，民间传说为“皇帝墓”，疑为钱王陵。文物部门根据考古挖掘所得情况，认为该墓虽然规模与结构有些特殊，但属明代普通古墓葬。当然，考证钱俶到底葬于何处确实不易，除宋史记载“归葬洛阳(邙山贤相里陶公原)”外，温州《弘治府志》(卷十五·丘墓)记载“钱令公墓在永嘉吹台乡西山紫芝山”，不知该“令公”是哪一位吴越王？该志同一节又记载“钱王墓在平阳归仁乡松山。世传曰钱王冢。”

　　其实，对于钱氏家族来说，松山钱王陵是否真的安葬钱俶可谓无关紧要，因为有了松山钱王陵之名，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在松山建书院，就解决了钱氏子孙的守制与就读问题。

　　书院地址

　　宋代的松山《鹅峰书院》当年建在何处呢？

　　据民国《平阳县志》记载：(松山)“高五里，绵亘十余里，跨平阳福鼎二界。山顶平处曰南平，西北有九峰山(即南山)，上有烹茶井，泉水清美，吴越钱弘亻爾(俶)尝以中书令守永嘉，移镇闽中，与僧愿齐汲此井以沦茗。又有一山若马鞍，曰文章屿(在处未详)。昔有吴僧庐此，能文，邑令沈悚呼之为文章师，因以名屿，或曰师，即文莹也(旧志)”。正是这段记载，引发对鹅峰书院建在何处的几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说：既然是“有一山若马鞍，曰文章屿”，后来又有人传称“文昌屿”，屿是岛屿之意，桥墩平原如岛屿一般的小山只有两个：公路大桥南桥头旁边的“寨仔顶”和桥墩电影院所在的“小松山”,据此即认为书院地址在寨仔顶(寨仔顶山也称龟山)。

　　按以上思路推测的第二种说法，书院地址在小松山。并联想原桥墩中心小学本部曾办在山前的“相公爷庙”旁边，有人又推定鹅峰书院是桥墩中心小学的前身。

　　笔者的意见与前两种意见相左，具体理由简述如下：

　　一、从史志所载文字的本意看，“又有一山若马鞍，曰文章屿(在处未详)。昔有吴僧庐此，能文，邑令沈悚呼之为文章师，因以名屿，或曰师，即文莹也(旧志)”沈悚为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平阳县令，同是宋代人的沈悚,呼吴僧为“文章师”，并曰“师，即文莹也”。此记载中，“师”说应当比“屿”说更可信。且文莹确有其人，字道温，钱塘籍，为皈依佛家的文人，曾著《湘山野录》、《玉壶清话》等，《湘山野录》中还记载了钱俶家的好多秘闻。据《松山钱王陵与鹅峰书院》(158页)论证，“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平阳县令沈悚称其为‘文章师’，后人误传为‘文章屿’，最后又误传为‘文昌屿’”。正是误传的“屿”字，把人们的思路引向“寨仔顶”和“小松山”。

　　再看史志记载的文字表述：“山顶平处曰南平，……西北有九峰山(即南山)，又有一山若马鞍，曰文章屿……”。从文字表述的逻辑来说，只有山体大小与九峰山(即南山)相当或者相近的山，才有“资格”与九峰山相提并论，才符合逻辑。桥墩“寨仔顶”和“小松山”，是山体长不过百余米、高只有十几米的小山丘，与长宽数公里、高600余米的九峰山(即南山)，根本不成比例。可见“山若马鞍”者，另有其山。

　　二、从鹅峰书院所在山的特征看，史书称“山若马鞍”。桥墩寨仔顶与小松山，俯视都为椭圆形，侧视则不像马鞍。郑克赐《鹅峰书院遗址的探讨》(2010年04月29日苍南新闻网)一文说：“曾在新宫半山上观察，发现对面山后隆岭头，太像马鞍。”受此文启发，笔者特地到新宫半山步行验证。看到南峰寺山、“挂火山(斋醮取圣火处)”、后隆山连绵不断，截取其中挂火山及与之相连的一段山体看，是有些像马鞍。不过，像这样从几个相连山体中截取一段像马鞍的山体，随处可以做到。

　　就在这个新宫半山，笔者却看到一个独立山体整体酷像马鞍,那就是与九峰山(即南山)相对而望的鹅峰山。从新宫半山顺山岭下山一直走到水库三岔口(原炸药仓库处)，连续二三里路看山形，鹅峰山始终像马鞍。特别是鹅公笄与鹅母笄的岩壁正好位于“马鞍”两头的高凸处，使“马鞍”形状尤为逼真。眼见为实，史志所记、书院所在的马鞍形山是鹅峰山可以确定无疑。

　　再就书院名称而言，历来书院取名都是冠以地名。如果书院建于九峰山、南峰山或小松山、龟山(即寨仔顶)，何不命名为《九峰书院》、《南峰书院》或者《松山书院》、《龟山书院》而偏偏是《鹅峰书院》呢？只有建在鹅峰山山麓的书院命名为《鹅峰书院》，才符合情理。

　　三、还有一种说法，说是钱俶“生前委托愿齐先于968年在松山建一座九峰院，并在松山半顶建一座南峰寺，为将来到此陵墓休息之处。”并称为给(钱俶)下葬后的钱家子孙守制读书，钱俶三子、七子及亲信在松山南峰寺出家。此说缺乏充分根据，也不符合当时的客观条件。

　　其一，从自然条件来说，松山集市最初形成于明代，大桥(松山八角桥)约建于明弘治年间，即宋代时桥墩集市还没有形成。唐代所建的泗州禅院、镇西院，宋代入迁的黄氏家族居地，明清官道驿铺大源铺、泗州铺等，都在靠近大源坝、小玉沙一带的山里山边。其原因是桥墩平原古时本是一片汪洋水域，是经过数千年的冲积才逐步演变而成。明洪武间迁入的桥墩曾氏在小松山边的祠堂(面对鹅峰山)，其风水是“七星落地，半月沉江”，描绘的是小松山前面(西与西北)有七个被水环绕的土石墩，西向水面可见月亮下山的倒影。这印证了明代时寨仔顶(即龟山)与小松山周围还有大片水域，更早的宋代更应是片片汪洋。因而宋代时在寨仔顶或小松山建书院条件不具备，可能性极小，更何况钱俶后人当时处于那样的政治环境之下。

　　其二，从地理位置来说，僧人愿齐的开基寺院石筠寺在南雁蒲峰，从南雁经闹村(闹村岭)、腾垟北田寮便可到玉苍山，再至鹅峰山麓，总行程仅三十来华里。如果书院建在九峰山或南峰山，还要绕行焦滩碗窑，经大源坝或泗州铺到南山头、南峰山，路程增加一倍。书院建在鹅峰山麓更邻近南北港诸多禅林，无论是讲学、管理还是看顾亲朋，都比建在南峰山麓方便得多。

　　其三，清乾隆《平阳县志》明确记载：“南峰寺在松山巅，宋咸淳间(1265-1274)僧了悟建，国朝僧应千重修”，与钱俶辞世时间相差二三百年。所说“钱俶三子、七子及亲信在松山南峰寺出家”，应是凭“钱俶墓在松山(南山头)”而主观推想出来的。至于九峰观音院，明弘治府志载“宋开宝五年(972)建”，也未记明何人所为。松山万寿院，明清各志均无建寺记载，仅民国县志在废寺中列有松山万寿院之名。

　　总之，桥墩在宋代时建有《鹅峰书院》，史志与论著多有记载，却有其事。书院地址应在鹅峰山麓，其具体位置尚待调查考证。需要提出的是某志书记载“《鹅峰书院》在桥墩松山”，此表述不妥。因为松山是桥墩在明代及之前的古称，“桥墩松山”则是桥墩电影院所在的“小松山”。有说“桥墩小学前身是鹅峰书院”，未免太过牵强；时越近千年，如说文脉相连，倒无不妥。桥墩小学前身系“松山学堂”，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李心亭、锺莲溪先生创办。

　　参考文献：1、黄正瑞《松山钱王陵与鹅峰书院》；2、弘治《温州府志》，隆庆、顺治、康熙、乾隆、民国《平阳县志》；3、《温州市志》、《平阳县志》、《苍南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