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夫木刻作品原版收藏始末

　　张侯权口述 孟雨整理

　　1955年底，我在浙江省越剧团工作，收到了我在温州地委宣传部工作时的领导、老师、好友沙兵从北京的来信，信中主要谈了一件事：著名木刻家野夫计划建一个中国新版画资料馆，希望能收集到温州平阳著名木刻家、革命先烈林夫作品原版，让我提供帮助。他已将我的联络方式告诉野夫，野夫会直接联系我。之前我认识野夫，但接触不多。

　　这个时期，野夫所在的中国幻灯公司上海幻灯制片厂已经从上海迁往北京，成立了北京幻灯制片厂，他也已经调往北京，但并不在北京幻灯制片厂工作了。我记忆中他是在开始筹建的中国美术馆工作，但资料显示他此间是担任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副秘书长”。其实，这并不矛盾，当副秘书长照样可以筹建中国美术馆。

　　不久我就收到了野夫的来信，信中他用了很大的篇幅谈了林夫的生平。我也是通过这封信，比较详细地知道了林夫在中国木刻发展史上的地位。此前，只是因为少年时的一段经历，对林夫略知一二。野夫在信中说，林夫是我国新兴版画先驱之一，牺牲的时候太年轻了，留下的作品很少，如果能找到这些作品的原版，在中国版画史上，是非常有价值的。

　　林夫是平阳人，出生地为今苍南县钱库镇林家塔村，该村有林夫纪念馆)，1911年生，上海美专西画系毕业。在美专的时候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鲁迅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骨干，也是鲁迅很器重的青年木刻家之一。抗战爆发后，他从上海返回家乡，先在乐清县乐成城区小学任教。在他和野夫先生支持下，张龙光先生在城区小学组织同学十多人成立木刻小组，出版了《鹿西岛遭难记》。他后从乐清转往浙南根据地，在平阳一带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0年3月,在平阳鳌江投宿《平报》社时被捕。1942年6月，他在闽北“赤石暴动”的越狱过程中牺牲，年仅31岁。

　　我马上把这事写信告诉了我在温州地委文工团时期的同事尤文贵，离开文工团后他调往平阳文化馆工作。1956年春节，浙江越剧团去温州演出，我随团去了温州，尤文贵正在温州看演出，期间，我们两人一起到了林夫的老家江南林家塔村(今属苍南县钱库镇)，因为林夫没有后人，我们找到村里的生产队，当时是一无所获，但是村里答应帮助我们。

　　两三个月后，尤文贵给我来信，说林夫家族后人在家里，找到了一些木刻原版，家里没有文化人，也不知道这是些东西有什么用，大多用来盖在咸货坛口挡挡灰什么的。过了不久，东西就寄到了我这里，一共有10块，大多是15公分、20公分见方，基本上都是两面都刻有作品。我立刻转寄给了野夫，附了信，说明了收集的过程。希望如果日后出版林夫画集的话，能给我们寄两本。野夫收到后非常高兴，回信中特别说到，其中一幅“马克思像”，是中国第一幅木刻的马克思像。当时他已经在编《版画》这本杂志了。此后，我们之间多有信件往来联系，我还曾给《版画》杂志刊载的一幅作品中的一个常识错误提过意见，野夫在杂志上登了我的这封信。

　　1957年11月，我调离了越剧团，到了浙江幻灯片厂工作。上海幻灯片厂迁到北京后，还有一些生产器材在上海。12月，野夫专程从北京回上海处理，各地幻灯厂的人派了人去上海，我们厂是我去的，但并没有拿到多少有用的东西，我带回来的是一台苏联的135相机和一台小放大机。福建厂接收了一套制作幻灯机的模具。野夫见到我很高兴，请我吃了饭，席间聊的话题一是幻灯片，二是林夫。当时，135照相机开始普及，玻璃盲色幻灯片制造业过了最辉煌的年代，但野夫的观点，却是认为幻灯片，是不会“死亡”的。他认为这是一项会普及到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艺术形式。时代的发展也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死亡的不是幻灯片而是老的幻灯片制造技术。再次谈到林夫，野夫对林夫的英年早逝悲伤不已，再次提到那幅马克思画像，对能找到作品原版感到非常庆幸。对尤文贵和我，一再表示感谢。1958年后，大鸣大放“升级”转入了反右运动，我们之间就失去了联系。

　　文化大革命初期，盛行大串联，在革命的名义下，路费住宿费饭费都不用，白吃、白住、白坐车，我与单位十来个同事到北京。到了北京之后，我建议说“我们去中国美术馆看大字报吧，那里一定有很多大字报”，大家都说好。当时我心里想，不知野夫如何，可能的话，见见他，问个好。我们一行人到了中国美术馆，一进到美术馆，只见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是用芦苇席搭的大字报栏。但我在人来人往中一眼看见了一个拿着一把大竹扫帚在扫地的人，那人正是野夫，他也看见了我，他停了一下，我们两对视了一眼，随后，他就转过了身，继续他的劳作。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1973年他就病逝了。

　　我的老朋友董明平反后在温州从事党史研究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为外事部门在温州拍摄风光幻灯片，去看他，那时他重新开始工作不久，两人都很开心。杯盏交错间，他告诉我，上个世纪70年代初，野夫病逝前，把10块林夫的木刻原版，寄到了温州，并附有一封信，信中介绍了林夫在中国新版画运动中的地位，并讲了这10块原版的来历，说他曾试着给我写过信，但没有联系上，故而将这些珍贵的文物寄给温州。后来才知道，野夫已于1973年8月在北京病逝了。董明告诉我，他也是无意间接触到这些材料的，这些珍贵的文物后来转到了温州革命烈士纪念馆。温州烈士纪念馆陈列这10块原版时，在下面的“收集人”一栏，写着我的名字。再后来，10年之后我在雁荡山从事风光摄影创作，期间又陪友人去过一次纪念馆，不知何故，这一次，陈列说明中就没有收集人的说明了。温州曾出过两本林夫的纪念小册子和作品集，我也是事后才得知的，我专门请温州的老朋友去要了作纪念。集子中有这些作品，但关于这些作品原版的来历，这两本集子中都没有交待。因而我觉得有必要在此作一说明，既是对野夫先生的委托、对老友尤文贵有个交待，更是对老艺术家对事业的良苦用心，对野夫先生的远见表示敬意和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