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晓枫和候鸟的一番闲话（特稿）

　　□张翎

　　第一次遇到周晓枫，大约是在2006年前后，是《十月》文学杂志社的老编辑陈晓敏引见的。陈晓敏是位尽职尽责的编辑，经由她的手，我在《十月》上发表了几篇中短篇小说，并因《女人四十》和《雁过藻溪》，先后两次获得十月文学奖。晓敏即将退休，便把晓枫介绍给我认识，大体是个交棒的意思。

　　那天我们三人在京城的一家烤鸭店吃午饭，晓敏像对待一件易碎品那样认真仔细地把我托付给晓枫。她告诉我晓枫是《十月》的二审，自己退休以后，希望晓枫能成为我和《十月》之间的新联络线，从而使杂志和作家能够保持顺畅沟通。

　　晓枫那天话不多，坐在靠近桌角的地方安静地咀嚼着烤鸭卷，用纸巾矜持地擦拭着嘴角上的酱汁。印象中她显得个子瘦小——沉默往往会将人的体积缩小。这其实是一种幻觉，因为后来的多次会面证明了那天对晓枫身量的目测完全不靠谱。在礼貌客气的笑声间隙里，她发出一些不连贯的、意义模糊的语气助词。偶尔，她也夸几句我的小说，听得出来她仔细看过，不过依旧像是客气。过了些日子才知道，她那天的表现其实是在两个比她明显年长的人面前的拘谨。在后来的交往中，她才慢慢显露出了她的真面目(此处该有表情包)。

　　那天晓枫送了我一本她新写的书，名为《醉花打人爱谁谁》，我觉得那名字有些古怪。很快我回到了多伦多，重新汇入到听力康复师、作家、主妇身兼数职的忙碌生活轨道中，就把那本书忘了。后来有朋友到家玩，把这本摆在书架上的闲书借走了。几天之后，我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语气激动地告诉我他看了一本“奇书”，语言生鲜活辣，不拘一格，岂是一个“妙”字可以形容？那便是我对作为作家的晓枫的第一次粗浅认识。

　　在那以后，我和晓枫便熟络了起来，她也就渐渐露出了“狐狸尾巴”。我每次到京城，会和她约个饭，再不济，也会打个电话扯几句闲篇。有一次，我拉晓枫去了个饭局，席间就有时任《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的宁小龄。那天在餐桌上，我第一次见识了晓枫的伶牙俐齿。她的话兴像花儿一样开放，而且是以一种不开就会死的凶猛架势。从面容到牙齿到性格到文字到记性到人际关系，晓枫把自己嘲弄了个够。假如把晓枫比作鸟(后来我发现她在散文中多次详尽地谈到鸟并使用鸟的比喻)，晓枫那天用刀子一样尖利的喙，把自己啄成了一具满是窟窿的腐尸。晓枫的自嘲尖刻却充满机智幽默，信手拈来的比喻极具辨识度，宁小龄是一位宅心仁厚的谦谦君子，晓枫的锐利使他略微有些不知所措。离开那个嗨翻了天的饭局时，不知怎的，我想起了《红楼梦》里那个醉卧在落花缤纷的石凳上犹口吐酒令的史湘云。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写完一部作品，连毛刺都还生硬割手，第一个就会发给晓枫。晓枫通常会敲几记边鼓，倒也不格外在意我是否会投给《十月》杂志社。我先给晓枫过目，当然是有私心的，因为彼时晓枫正在给一位名导演做文学策划。文学功底深厚的晓枫，心底里自然愿意向导演举荐具备文学品质的作品，而非单纯的“故事会”，所以她会格外关注作家们的创作动向。晓枫几次在我和那位名导之间穿针引线，我们的兴趣和期待数次走到了几乎相遇的地步，却又终于擦肩而过——那是闲话。

　　但那一缕私心，并不是我作为第一读者的全部原因。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晓枫的“毒舌”。晓枫那条比常人翻转频率快上三五倍的舌头上，什么样的妙语都有可能像含在弹弓里的石子一样随时飞出，将你毫无防备地砸倒在惊讶之中，可你千万不要期待那上面能吐出阿谀虚浮之辞。晓枫的“毒舌”倒也不是一味的歹毒，她的毒汁大都是用来嘲讽攻讦自身，从而赢得一席欢乐的，用心几近于大公无私。对他人，她倒是宽容的。用一目千行来形容晓枫看稿的速度，只是微微地搭在了夸张的边缘上，却并不十分离谱。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她半天一天就看完了(不算这中间插进来的三千件琐事)。她看稿的时候，我通常屏住呼吸，仿佛在等待着一场生死攸关的残酷审判。每当她用缓了半拍的速度和半带沉吟的语气，说出诸如“哦，看得出来这是大作品之后的休息阶段”之类的话时，我就知道那是一部平庸之作，接下来便是一连几天的沮丧和郁闷。以此推理，每当从她舌尖蹦出一个“好”字时，我也就因了她的苛严，信了这个“好”字的含金量。于是乎，我就会以“晓枫说了……”为开场白，拿去向三两好友嘚瑟。

　　这一两年我和晓枫不那么经常见面了，各自在忙着各自的事。我最近一次见她，是在去年年底。我在温州大学做驻校作家，参与了温大的第一个文学周，而晓枫作为温州瓯海区政府主办的“琦君散文奖”的获奖嘉宾也来到了温州，我们殊途同归，不期而遇。晓枫得了重感冒，面目浮肿脱型，五官无一处不在昭彰地显示着对南方湿冷天气的不适和哀怨。我们跨进那辆把我们带到闭幕式去的大巴，相邻而坐，话题立刻从前次的断口接续了起来，仿佛昨日刚刚见过。我们埋着头在众声喧哗中戚戚啜啜地说着话，像两只商议着如何嫁女的老鼠，谈的是对方的新作。不知是不是某种天意的巧合，我们的新书都以鸟为名，她的《有如候鸟》，我的《劳燕》。我们在车上谈着别人的畅销，我们在市场上有如壁花的惨淡境遇，那嘻嘻哈哈的神情，似乎在说着一些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事。

　　那天晓枫说回旅馆后她会送我一本书。这本书最终递到我手里，已经是几个星期之后的事了。在这中间我等不及，上网订了一个电子版，忍不住急吼吼地先看了起来。我得承认，《有如候鸟》再次颠覆了晓枫这些年里在我认知中建立起来的印象。为文的和为人的。

　　在《有如候鸟》里，晓枫像一匹被生活的黄蜂蛰得异常痛楚的马，在先人划好的文体疆界里横冲直撞。从散文的藩篱中撞出一个大缺口，闯进小说的领地；又从小说的高墙突围，踩入诗歌的城堡……待到马走远，蹄声消失，尘埃散尽时，你才发现遍地已是断垣残壁，找不见一条曾为划分疆土而设立的界限。晓枫用自由不羁的思路和步法，在摧毁一切之后，重新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体王国。晓枫的文字在行路时丝毫没有想和谁商量的意思，既不瞻望前路，也不顾忌后路，你不禁被这样的霸气所震慑，回头一想，其实文体之间的界限，不过是一些比我们死得早些的人们约定俗成的规矩。规矩本来就是拿来破坏的，否则，人类的认知该还停留在石器时期。

　　作为小说家，我极少尝试散文这个体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胆怯。我没有勇气将自己的观点赤裸裸地呈献给读者，我害怕身前身后的利箭。于是我只能扯过虚构这件隐身衣，将自己羞羞答答地掩藏在虚构人物身后，让他们婉转地、隐晦地传达着我自己的想法。而晓枫则不然。她在本该虚构的地方毫无顾忌地站出来，她在叙述中使用的第一人称，和我的第一人称叙事毫无共同之处，她遵从了这个词组最本真的含义。她的第一人称和她自己是一体，它是她未经掩饰的个人触觉，带着她的眼睛、耳朵、嘴唇、舌头，甚至唾沫星子。当她写到那个因误食药物而被开水烫伤的小女孩；那个十四岁的、被“叔叔”尖利地犁过的、带着耻辱疤痕的身体；那起因怀念旧情谊而被无端卷进去的网络暴力事件，我的心抽成一团——晓枫以直率将我灼伤。我情愿她能更为节制，在文字上，也在情绪上，因为我几乎忍不下那样尖锐的疼痛。

　　我曾经是一名听力康复师，我曾用这个职业来养护我的文学梦想。在那长长的十七年里，我见识过许多从两次世界大战和一系列中东战事归来的退役老兵。与他们的近距离接触，使我了解了世上有一样顽疾叫心灵创伤，它藏得很深，即使是最高倍的显微镜，也无法找出它的寓所。它的潜伏期可以很长，世上诸多的药物对它毫无作用。但它会在你最不经意间钻出来，蛀虫一样啮咬着你的神经、你的睡眠，还有你的人际关系。看过《有如候鸟》，我突然觉得，晓枫日常显露出来的伶牙俐齿，还有那些对自己最不留情的尖刻嘲讽，会不会是她在潜意识里选择的心理保护机制？为了躲避来自世间的尖锐伤害，她先用一次又一次的自残，来提高身体的疼痛阈值，以时刻预备着承受那些突如其来、无从躲避的大疼痛。

　　《有如候鸟》带给我的另一波冲击，是晓枫在行文中显示出来的多重身份，时而是医学家，时而是哲学家，时而是神学家，时而是昆虫学家，时而是鸟类学专家……不一而足。伴随着这些多重身份的，是无数个与这些学科相关的细节。这些细节，应当是她在生活中日积月累而来的知识。生命走到中年，知识的积攒也到了一个丰厚期。当她写到候鸟的生活习性、迁徙路线，蜘蛛的群居习性和组织结构时，行文中显露的是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照相机般精准的记忆”(photographic memory)。晓枫在日常生活中是个出了名的健忘者，圈内流传甚广的一件轶事，是她在访韩归来时，把行李整个忘在了韩国。每一次与她相聚，当话题进入某些需要细节佐证的阶段，她的眉心就会冒出一个柔软的结子，眼眸顿失灵气。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周晓枫，那个为某个日期地点人名或似熟非熟的面容而蹙眉沉思、一脸迷糊的健忘女人？还是那个博闻强记、文字里携带着无数精准到纤维的细节的女作家？也许，晓枫对那些不需要限时存取的记忆可以呼风唤雨，而对那些必须召之即到的记忆茫然无措？后来还是晓枫自己为我解开了疑团：她告诉我书中那些精准的细节来自她随身携带、时时使用的笔记本。

　　周晓枫的“本真”似乎有很多个版本，一个一个地排着长队，争先恐后地要推翻前一个版本。哪一个版本都是真实的，哪一个版本却也都只是部分真理，所有的版本糅合集凑在一起，才是一幅完整的拼图。从初识到今天，十多年过去了，关于她的拼图似乎一天比一天齐全，但离真正的齐全依旧相差甚远。也许，永远不会有真正齐全的那一天，因为晓枫依旧在不停地粉碎颠覆着自己，震惊着她的读者和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