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米花

　　朱成腾

　　暮秋，收获后的季节。每每都有村民提前询问“米花“事宜，碗窑村委会每年都会发放一种冠之“桥墩库区粮食供应券“的大面额的粮票，供应“早籼米“，截止日期为2017年12月25日。是一种自1958年桥墩水库蓄水后，涉及沿沙、大磨、碗窑、下垟湮没区移民至桥墩、观美、状元内、凤池、南麂等地，农户依田亩口粮补偿的一种票据。村民俗称她为米票或米花。出于好奇，在全面取消票证后的新时代，单碗窑村便发放了104652市斤，福及700多人，是碗窑仅有呢？还是各库区均有实施此策，不得考证，从碗窑老江同志那要了一组“五公斤”“十公斤”及“二十五公斤”面值的米花收藏了。前些天，发微信圈晒了一把，称之为“最后的米花“，微友好奇求证稀奇惊呼成“翠花“！然，也未敢断定这最后的最后是不是最后，毕竟意味着未曾忘却库区人民曾经做出贡献的牵系。

　　1953年中央政府颁布《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划片、定点、凭证供应办法。

　　从1955年第一张粮票发行开始，中国老百姓进入了漫长的“票证时代”，而这些票证也深深烙进了一代人的记忆之中。

　　我国票证包括粮票、肉票、食用油票、布票，甚至还有粪票、尿票等，小小一张票证，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吃喝拉撒，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覆盖了全国2500多个市县，堪称“世界之最”。

　　当时的桥墩自1955年12月5日开始发放购粮证，实行票证合一，凭证带票购粮。1958年陆续开展库区移民，同年9月，实行“政社合一“，改桥墩区为桥墩人民公社，镇为大队，隶属公社领导，实行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和土地、劳力、农具、资金、粮食“五统一“。那时碗窑归属双凤大队，管辖十六个生产小队，每个小队十户八户或十五六户不等，视区块划分方便而定。同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精神，取消原来高级社的公有财产和公共积累，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提出口号：“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

　　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单位大办公共食堂。月底，平阳陶瓷合作工厂(桥墩)开始从碗窑迁址桥墩五星大队，至1960年2月完成，历史1年6个月。同年双凤大队上报国家淹没地148亩，政府核实后实批133.6亩，每亩实补600斤稻谷，按七成的去皮加工率折算，即430多市斤米，1960年水库蓄水后开始发补，当时米价9分2厘/市斤，粮票值1角8分，当时大队出勤工分制十分得3角7分，私米也是绝不了的，高价5角/市斤，在高利回报下，总有人“提着脑袋”搞走私。这一补，一直延续至今，不过粮票购米时，现行米价为普通米2元4角/市斤，凭票折抵2角，也就是讲粮票实值钱2角，没有实际意义，村民都在规定时限兑成钱。现村民肠肚油润，饭量少，一下购多了没必要。剩下的事就是等待政府5角8分/市斤的购粮补贴，折算下来也是一笔小财。不过，现时惠农政策多多，相较这种不疼不痒的贴补，已属车水杯薪之举，从政府效能讲，实有撤并之必要。

　　据下窑近九十高龄的朱伯回忆，1960年后，国家进入三年自然灾害的极端困难时期。那年头，真真叫“困难时期“，但碗窑是幸运没有饿死人的地方，由于从工业了大部分，农户有粮票补贴，还算不很糟。

　　市镇粮食定量供应从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公布施行，文件规定：以杂粮、面粉为主食的地区重体力劳动者每月四十至四十九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四十四斤；轻体力劳动者每月二十九至三十九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三十五斤。

　　“困难时期“，碗窑车间还在烧制粗碗，朱伯负责瓷土矿采土，计量摊工分计酬，重体力活，口粮定量月四十九斤，“困难“后一减为四十四斤，再后是四十斤，会计二十九斤，家口人嘴多，虽吃不饱，但得益于手工制碗业的优势，还是略好于其他地方。经历过大办食堂时期，那是刻骨铭心的。1956年刚有起色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后的粮食大丰收，又被随后的“大锅饭“吃趴了。叫什么“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每到吃饭的时间，人们都到公社的食堂吃饭。开头还按定量分饭吃，后来听说没有米了，就开始分给煮熟的红薯，原来拿碗去盛饭，改成用菜篮去装红薯了。那是一小段时期不用粮票的时候。全家人天天三餐吃红薯，吃到胃酸增多净想吐，(几十年来，看到红薯还想吐酸水)。再往后，连红薯都吃不上了，公社的粮库是空的，家家户户更没有存粮了。什么都吃，挑碗换米皮糠、找野菜、挖草根，连公社猪舍瘟疫死猪埋葬后山，都摸黑偷挖烧吃了。老伯讲多了，两眶微红，他讲甘蔗没有两头甜，人生苦过了才知甜的贵！感叹现时好政策，什么养老金啦，医保补助啦，米花补贴啦，移民补助金啦，多得记不住，还花大钱建设碗窑，好，好，好！

　　讲起移民补助金，碗窑村大部分村民都能领人均每月50元的津贴，半年发一次。跟米花补助一类政策。我们做为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一代，都是受益人。对粮票的记忆也蛮深刻，那时，双职工的父母，响应国家号召，称为“户口下放“，改吃“定销粮“，介于“居民户“与农户之间，口粮是拉开一档次的。到稍微长成一点身子骨的时侯，承担了家里到粮管所的购粮任务，记得购的量不多，可搭配的品种多，肩扛手提的。一小袋陈米，一小袋老黄的苞米，还有配一袋虫蛀莓点的蕃薯丝，妈妈的柴火灶大锅煮的是八卦饭，一爿米一爿蕃薯丝，锅边粘贴几个黄黄的苞米饼，到月底干脆不见了米。这在当时算是好的，毕竟工人阶级的优越性还是体现在锅边一爿白花花的米饭里。苞米饼那色香味既爱又恨的记忆，老死到棺材里也褪不去了！害得前些日花钱满县城里找柴火灶土烧店找了两回感觉，硬不是那种感觉！做罢。班级里公销社和粮管员的子女同学可就“油润“的多，琢磨着卖私米的没准都是他们的七姑八姨。那时好认命，还没学会羡慕嫉妒恨。

　　再稍后的八十年代，到外地求学，带的是“全国粮票“，有一斤半斤二两的，沿途车站饭店用餐的感觉，嘚瑟得都有种想走路那种仰头挺胸的意思。

　　随广东在1992年4月全面放开粮价之后，1993年1月1日，浙江也取消粮票，到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都完成了放开粮价的改革，粮油票的作用也逐渐消失，并成为历史的见证物。

　　在老一辈人脑际里，这“最后的米花“烙印成一段抹不去的记忆，传承是一种不被遗忘的尊重！做为喜欢讲碗窑故事的小辈，收藏的是一小片有故事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