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传会的在场和坚守

　　舟欲行

　　黄传会的新作——《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全书共17篇(包括一篇对作者的专访)、18万字，精选出军龄近半个世纪的著名军旅报告文学作家黄传会创作的一批中、短篇报告文学作品。

　　以《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为书名，作者是有过深切考量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近年来既有缤纷恣意的变化，也面临“文体自为”的困境，但有一点是没有变化的，那就是对报告文学作家的“在场”要求。这里的“在场”，虽是对康德、黑格尔、笛卡尔等西方哲学家的语汇借用，但转义于报告文学创作却不失“通挪恰贴之趣”。报告文学说到底，是一种直面对象的文体，其“报告”的“新闻性”，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作家的“在场”——在生活的现场、在矛盾的现场、在时代的现场、在历史的现场，身临之、目视之、心思之，而后方可笔述之。离开了这种“在场”的体验、观察、思考过程，离开了“走入现场”、“置身现场”的直观感受，一味依赖资料的堆砌层垒或转述，一味仰仗作家的铺陈嘘叹或想象，虽未必不可以运笔成章，但毕竟不是报告文学创作的正途。黄传会深知生活对于一位作家的重要意义，在创作中一直坚持“在场”的写作态度，他的“反贫困系列报告文学”，如《中国希望工程》《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等，无不源于对“贫困之场”、“底层之场”的深度介入与亲身体察。而早在辽宁号尚属“军事机密”之前，他就深入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这一重要现场，亲身采写出反映辽宁舰歼—15型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的长篇报告文学《国家的儿子》，他成为罗阳这位当代知识分子典范、“国家的儿子”的生命见证者之一。收入本书的短篇报告文学《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虽区区3000余字，却既融入了一个老海军军人、老军旅作家对国运与国防、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更融入了“在场”之后作家本人浓郁丰沛的情感，这与他长时间“在场”、介入海军部队生活的深层，有着直接的联系。

　　《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作为一部中、短篇报告文学集，追求的是“中”和“短”。其中开篇《三分钟读懂人民海军》，只有3000字；更短的《苍南名片》则只有1300字。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报告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上世纪70、80年代涌现出的大量优秀报告文学，直击生活，振聋发聩，如《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扬眉剑出鞘》等作品，几乎都是中短篇。对此，黄传会有着深刻的“文体思考”。而近年来他着力撰写的一批中、短篇报告文学，更是他融入“文体思考”后的一种创作实践。他说：“宏大叙事需要；一个人物、一个场景或一个生活片段，浓墨重彩予以点染，读者照样欢迎，且更易传播。”近些年报告文学已经形成了一种越写越长、越写越厚的趋势，“全景性”、“全记录”、“大扫描”……动辄就是数几十万字。这一趋势的形成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一方面，社会生活呈现出更丰富、更复杂、更多层的样态，与此同时，作者获取背景材料的方式、途径、手段也越来越多，因此也就容易形成一种万象堆垒、万端杂陈的景象。而我们的作者往往容易被愈渐复杂充盈的现象所左右，难以自拔、难以选择，难以完成痛苦而艰难的、同时又是最能体现报告文学创作“硬功夫”的“吹沙见金”的过程；另一方面，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网上甚至手机阅读，扩大全民阅读渠道的同时，也导致纸质媒体的式微，过去那种纸媒上报告文学一出即“洛阳纸贵”、“一刊难求”的情境已难再现。这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纸质媒体刊登中、短篇报告文学的需求和动力不足；二是报告文学作家不再依赖纸媒报刊，不再热衷于创作适合纸质报刊的中、短篇作品，转而瞄准20万字以上的鸿篇巨制，以满足“出书”的篇幅。这一现象对报告文学的文体发展影响是巨大的，它甚至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报告文学的文体性质。我以为，黄传会的中、短篇报告文学创作，已是一种艰难的坚持和坚守，至于能否引发报告文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改变，在此笔者仅仅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亦希望由此引发某种涉及文体性质的深度讨论。

　　黄传会的中、短篇报告文学创作实践，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话题，那就是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问题。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讲究“镂心裁月”、“超心炼冶”，体微——旨宏——意远者，例称上品。张岱的《湖心亭看雪》159字，周敦颐的《爱莲说》119字，诸葛亮的《诫子书》86字，刘禹锡的《陋室铭》81字，而短文小品圣手苏东坡，创作了大量精致的“迷你文”，其《记承天寺夜游》83字，《书舟中作字》竟只有58字。如果说这些范例与报告文学还有文体差别的话，那北朝民歌《木兰辞》，就很可以看作是一篇“有韵”的“古典报告文学”了。全诗368字，作为重点的“从军”、“远行”、“辞封”、“还家”四节，竭尽描摹和复唱；而对花木兰十余年的沙场征战，只高度概括为“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30个字。这些经典文章之所以能够做到精短，很重要的一条是要依赖文学性的巧思。巧思何来？就蕴含于文章架构的设计、材料的捡择、详略的取舍、文字的推敲、意韵的涵咏之中。这不仅是古往今来的文章之道，亦不妨看成是使报告文学由繁复冗长而回转至短小精悍的渠道。读黄传会《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中的一些篇什，《三分钟读懂人民海军》，可见结构的弹性与张力；《站在辽宁号的甲板上》，可见思路的深切与跳跃；《我是一个岸炮兵》，可见细节的选择与蕴力；《潜航》可见史事的剪裁与编梳；而《两封旧函的光泽》，亦可见素材的活用与延展。书中附录的《从万里海疆到万水千山》，是黄传会接受资深媒体人刘斌的访谈录，其中包含了黄传会对报告文学文学性问题比较充分的论说。他认为文学性包含的内容很多，如结构、细节、语言等等，处处皆然。“报告文学创作长期以来，结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好的结构如同精美的建筑，故宫的皇家气派、人民大会堂的泱泱大气，还有鸟巢、国家大剧院等的特色各异。好的作品也是如此。”他举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例，《哥德巴赫猜想》第一、八、十一小节，三次用到“陈氏定理”的三个公式。这三个公式，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普通读者，都是“莫名艰深”的，但作者就是要坚持一用、再用、以至三用，而这看似“违背常理”的地方，恰恰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他就要运用这一“非常态”、“陌生化”的处理，来增加“哥德巴赫猜想”的神秘性，来呈现科学探索者陈景润的艰辛感；同时，他用这三个公式，把文章巧妙地分割成三个板块，形成了别致而又独特的结构。黄传会如此独到的见解，既可以看作他对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坚持与追求，也可以看作他关于“报告文学究竟如何体现文学性”的一系列探索实践活动。自然，其所以可以成为“中”和“短”的报告文学，与此也是有紧密关联的。他的短篇《三个太阳》能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也就不难理解了。

　　黄传会的《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还是一部提出报告文学创作问题的作品，如报告文学作家的“第一修养”问题，报告文学题材的“时代迫切性”问题，创作过程的“行走重要性”问题，“文学性、思想性弱化”问题等。黄传会数十年来一直“身”在报告文学之中，有着丰富的创作实践和经验以及丰硕的创作成就，同时，他又是一位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他所关切的这些问题，直指当今报告文学创作的症结之所在。廓清了这些问题，对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