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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苏渊雷请教元杂剧佛教语

发布时间:2017年01月17日 来源:苍南新闻网

  徐宏图

  人生偶遇最难忘,我与苏渊雷先生的相识即是如此。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初,我于平阳县鳌江一中教书,业余研究元曲,与当时也在研究元曲词语的平阳县文化馆汪儒瑯先生相切磋。正如王季思先生所说:“研究元曲,首先遇到的拦路虎是曲辞费解。”我在通读《元曲选》及其外编时即遇到许多困难。为了扫清障碍,我从元曲曲辞的源流考证入手,在前人的基础上逐一进行详解,并开始起草《曲辞释补》一书。其中因元人崇佛,有许多佛教语进入元曲中,更令人望而却步,例如“伽蓝”“孤堆”“生受”“火院”“阇梨”“垒七追斋”“证本”“魔合罗”等,前人或未解,或语焉不详,皆不尽如人意,非重解不可。于是我想起乡贤、佛学专家苏渊雷先生,自从读了他的力作《玄奘》之后,深为他的佛典研究,尤其是洞悉禅宗之深所折服,如一旦遇到他老人家,这些疑难也许能迎刃而解。然而,其时“文革”尚未结束,去哪儿找他?我只知道苏先生是平阳新安乡(现属苍南县)人,原本是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调至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文革”中又受迫害,下放到黑龙江农村改造。其他情况一概不知。

  出人意料的是,奇遇竟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一日,我突然想起与我在同一年级教学的傅廷镪老师,他是从哈尔滨师范学院数学系调来我校的,或许了解苏先生的下落,我赶紧上他家打听。一问,原来他俩交情颇深。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感慨地说起苏先生坎坷的人生:早年投身革命,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4.12”事变,首批被捕,坐了19年牢,1933年保释出狱。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华东师大历史系。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降职降薪,调赴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1966年“文革”开始,被点名批判,次年被关入“政改室”劳动改造。1970年下放黑龙江南土大队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1971年从“插队”点退休,回原籍平阳,居新安乡玉龙口故里,侍奉母亲。次年移居钱库镇东西街。1974年移居平阳城关。已来过他家好几次了,最近又要送修订本《读史举要》及《钵水斋集》诗词给他。我们正在谈着,谁料他竟出现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满了书。进门之后,傅老师首先把我介绍给苏先生,我很激动,连忙回家把刚起草的《元杂剧中的佛教语考》一稿呈送苏先生审阅。苏先生过目后,大加赞许,同时也提出一些疑问,说手头没资料核实,需带回家做仔细阅读,我表示万分感谢。一周后,我从他家取回,只见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批语,除纠错外,更多的是提出疑问并提供考证线索,要我自己补做。遵嘱,我主要补做以下两项工作:

  一是补注。例如王季思注《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伽蓝”说:“僧寺之别称,原本梵语。”显然太简单。而《元本题评西厢》第五出却注云:“伽蓝,梵语神也,能护持佛教,塑像于寺傍,今人呼为伽蓝土地。”则不仅太简且误解了。渊雷先生要我查佛典《释氏要览》及《翻译名义集》予以补证。查《释氏要览》卷上有“造伽蓝法”与“护伽蓝神”二条。“造伽蓝法”下注云:“齐灵裕法师《造寺诘》十篇,且明造寺方法。”可知“伽蓝”即是寺的梵名,而“护伽蓝神”是护寺的神,“伽蓝”并非神的意义是很明显的了。再查《翻译名义集》第六十四“迦蓝陀”条,才知道“迦蓝”是由园主人之名而转为寺名的,并且很富有传奇性的美妙的一个佛教故事,教徒门因他为佛造精舍,故把寺名定为“伽蓝”作为对他的纪念。在元明曲里也有认伽蓝为土地神的用例,那是世俗讹以成习的缘故。

  二是纠错。例如近人顾学颉、王学奇合著的《元曲释词》第一册释元杂剧《老生儿》第三折“孤堆”为“土塑木雕”,显然不妥,且不知有何根据,尚未指出其语源。渊雷先生要我查佛典《佛祖统纪》予以补考。查《佛祖统纪》卷四十五云:“宋咸平三年,昭聪禅师住襄州,石门郡守以事笞之。既归,首座问讯,曰:‘守无故屈辱和上’!即以手指地曰:‘教他平地起骨堆。’即见随指起一堆土,守全家以病死。”这个故事,我们撇开神话部分说,所谓“骨堆”与“一堆土”,便是郡守全家坟墓的象征。而“平地起骨堆”的含义即为使人平空遭受祸殃的意思。这在元杂剧里也能找到成例,如《李逵负荆》第二折【一煞】便云:“休怪我村沙样势,平地上起孤堆。”“骨堆”在元曲里大都写作“孤堆”,意谓人死后孤栖在一堆土里,所以“孤堆”与“骨堆”同为坟墓的俗称,而“孤堆”的语意似又另具兼意。《元曲释词》所举韩诗一例亦未能作为所释的佐证,反而成了证实“孤堆”即坟墓的依据,因为韩愈在诗题中明确地告诉人们,自己是在“城南道边古墓上”饮酒,诗中又说:“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倾春雨三五杯”,这“土骨堆”,无疑是指那座“古墓”。

  由于当地图书馆资料有限,需要到外地查阅,本稿付出特别多的时间与精力,等到修订完成时,苏先生的冤假错案已经平反,并复职重返华东师大,安排在中国史研究所工作。我也离鳌入杭,调入浙江省文化厅艺术研究所,先后担任《中国戏曲志·浙江卷》编委、研究室主任。我将本稿寄给苏先生作最后审阅,并请他可否送华东师大学报选用。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苏先生来信,说此文可以定稿了,唯本校学报“有如同人性质,外稿很难入选,可另寄他刊试之”。后来我寄给《中华戏曲》编辑部,很快就被发表了。见物思人,苏先生已于1995年作古,特撰此文以作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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