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暴加”“过重”到“减轻”“全免” 我县农业税的演变与发展

　　苍南是农业大县，历史以来交农业税就是农民的重要任务与压力。我县广大农村既有过难忘的光荣历史，也有过闻名全国的抗税案件。

　　农业税，俗称“皇粮国税”，是历代王朝的主要收入。公元前221年的秦朝称“田租”，明代称“夏税、秋税”，清朝称“丁漕(即地丁、漕米)”，民国21年(1932)改称为“田赋”，新中国成立后称为“农业税”。在我县历史上曾有抗税重大事件，“林钟英告状”就是其中一例。

　　封建社会：重税引发民众反抗

　　“皇粮”又是历代王朝地方官吏附加暴征，饱入私囊的主税，历史上曾有“暴加税捐”引起农民强烈反抗的事件。清仁宗嘉庆十一年(1806)十月，平阳和温州各县发生大水灾，次年全县“赤地千里，庄稼歉收”，民不聊生。而新县令徐映台不顾百姓死活，擅自增派田粮附加捐税，徐映台将原定每亩二钱三(清代以白银为两单位)加到三钱三，引起灵溪大门农民强烈反对，但终无力抗争。灵溪生员庄以莅，秘密搜集徐映台罪证，被徐探获，徐映台抢先带领兵丁到灵溪大门抓了庄以莅，庄以莅儿子号呼求救，乡亲们闻声前来相救，许鸿志带头，双方冲突时徐映台手臂受伤即同随从泅河逃命，这就是民间称的“大门打官”事件。后来麻步的林钟英千辛万苦用二月时间进京告状，引起关注，后嘉庆帝下旨，派刑部侍郎景禄、郎中吴俊等“驻往温州集审”。后判为首的朱宇泰、徐映台发配苦差，枷号三月；千总蔡廷彪、把总黄升杖一百，刑三年。从督抚至州县共14官员被降职、革职。林钟英家被掠财物则由徐映台、朱宇泰等犯分摊偿还。这就是我县农民“抗捐税”的重大历史事件。

　　民国时期：附捐过重民不聊生

　　到了民国时期，我县在“田赋”中附加名目更多，农民负担十分奇重，除正税外，省附加的还有：军事建设捐、建设附捐、土地事业捐、县税附加捐、自治附捐、区自治附捐、弥补预算、教育附捐、治虫经费、征收费、保卫户捐、飞机捐、罚金等地丁附加......共有60多种。民国29年(1940年)平阳县应征正附税总额33.42万元，其中正税7.83万元，而附加25.6万元，超过正税3.27倍。

　　由于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政府相当腐败，我们这一带的许多农村百姓生活更加贫困，政府税捐无数，有增无减，加上地方各级政出多门，有的擅自加捐加税，官员贪腐成风，中饱私囊，政府入不敷出，农民更加艰难。

　　建国开始：逐渐减轻农民负担

　　新中国成立后，严格控制各项附加，规定地方各级各项事业建设需要，附加不得超过正税15%，平阳县实际为12.86%。1972年考虑到全县农业税负担仍较重，贫困乡村还多，曾组织力量到毗邻福建省调查，调查结果，我县农业税负担较低的五凤乡友谊村，1971年每亩农业税为25.95公斤，而福鼎县前岐乡熊岭村每亩为15.4公斤，我县高42%,,两个村1970年实产比较，友谊村平均亩产282.5公斤，熊岭村平均亩产259公斤。友?村农业税负担率占实产9.3%，而熊岭村占实产只5.9%，以及其他贫困情况，报经省革委会批准，减征5%“文化大革命经费”附加，此后，我县实际附加率只占7.36%。苍南县1990年农业税收入只占总收入6.63%(内还包括新开征的耕地占用税)。

　　1949年5月，平阳解放以后，利用民国时期“田赋”册籍资料48.997万亩的征粮土地，整理后分发各乡村，张榜公布，发动群众校对核实，结合自报评议的办法，全县核实证粮土地58.5万亩，并根据当年浙江省制订的“浙江省征收农业税暂行办法”规定，田亩税额以户为单位，按各户占有土地之多寡，参酌土地质量的优劣，分别确定甲、乙、丙、丁四个等级和16个税级的累进征收办法，每户不足2亩土地的免征，2亩以上不足3亩的甲等田每亩征25公斤，乙等田征20.5公斤，丙等田征16公斤，丁等田征11公斤。最高级50亩以上者甲田等每亩征122.5公斤，乙等田征100公斤，丙等田征77.5公斤，丁等田征55公斤。是年，全县共征收公粮1899万公斤。

　　1950年，平阳县未实行土地改革，遵照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颁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采取差额较大的全额累进税制，对土地较多的地主、富农实行多征，税率定为40级，按照评定户量计算，全家人口每人平均不满75公斤者免征，75公斤以上至95公斤按总产量3%，最高的40级，每人平均产量1705.5公斤以上按全家总产量征42%。

　　解放初期：农民主动送爱国粮

　　1952年全县土地改革结束以后，为考虑各阶层收入的负担能力，平阳县从1952年起执行24级累进税制，按全家农业人口计算，全年人均产量收入75公斤以下者免征，75公斤至100公斤以下的农户，按全户总产量7%税率计征，人均产量在975公斤以上者，按该户总产量30%税率计征。这个规定三年不变，实施增产不增税的政策，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

　　根据上述政策，我县农业税工作从四方面入手：

　　查田定产。各乡镇成立查田定产委员会，由三方面人组成，即各乡镇指定一位负责人任主任；由县抽调有关人员经培训后分赴各乡镇；各乡镇抽调小学教师4-5人。

　　查田。即查实田亩。除山区开展反黑地运动及自报评议以外，平原地区按民国时期交下的地图进行逐户逐丘销号。凡图内空白未销号当即查明补登。此外，经过1951年和1952年的土地改革，全县核实了征粮土地共99.65万亩(是最高的一年)，比1949年58.5万亩增加41.15万亩。

　　评产。即评定产量。组织乡村干部及老农民，深入实地，按照地段坐落优劣、水利条件等及近年实际产量情况，评定等级，一个乡评定以后区乡之间进行联评，这样全县共评定28个等级，最高每亩为350公斤，最低每年为12.5公斤，平均每亩为187公斤，每级差距12.5公斤，全县水田74.3万亩，评定常年应产量为15994万公斤，地25.35万亩，评定常年应产量2778万公斤。

　　计算负担。临时招聘大批有写算能力人员，集中培训以后，对各纳税户进行逐户、按田亩、产量、人口、税率计算出各户应负担农业税额，根据1952年统计，全县核实纳税面积99.65万亩，应纳税额稻谷2723.4万公斤，每亩平均27.4公斤，其中全县最高的宜山区19个乡镇(当时的区划)总计14.5万亩(内水田12.1万亩，地2.4万亩)应负担农业税585万公斤，每亩平均40.9公斤(内平等乡每亩平均负担49.2公斤)。

　　依法减免。减免有二种：一是灾情减免，按“轻灾少减，重灾多减，特种全免”的政策，凡歉收二成的不减，歉收七成以上的全免；二是社会减免，主要指四种对象：1、困难的革命老根据地；2、困难贫瘠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3、老、弱、孤、寡、鳏、独、残、无劳动力而生活困难者；4、无劳力的烈属、革命军人家属生产、生活有困难者。1952年全县减免389.7万公斤。

　　征收入库。这是农业税中的重要工作，也是全党的中心任务。一般分春花、早稻、晚稻三个季节征收，重点是早、晚稻登场，这时各区粮食仓库设征收点，配备了接待、验收、司秤、划码、记帐、撕串、监仓等十多个助征人员(当时未有粮食统购统销，粮食部门主要是收纳公粮入库)。这个时期全党动员，全民发动，县机关大部干部被抽调下乡配合区乡全体干部到农村去，发动家家户户把稻谷晒干，扬净送好爱国粮，做到全民发动，把好谷盛满谷箩里，或堆放河泥船里，插上红绿标语，上写着“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支援抗美援朝，打倒美帝国主义，保家卫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旗帜，敲锣打鼓，由村农会主任(当时未有党支部)带队，闹闹热热把粮食送到仓库交纳。整个征收点人山人海，有卖糖果的，有卖糕点的像盛会一样。为确保各仓库粮食的安全，每逢春节期间都加强巡逻，除夕粮食局不放假，组织全局同志各背步枪分赴各仓库巡逻，彻夜到天明。

　　十年之前：全部取消农业税收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经济大步发展，其他税收不断增加，农业税占财政总收的比重逐渐缩小，为了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2006年1月1日起，我国政府宣告完全取消农业四税(农业税、屠宰税、牧业税、农林特产税)，这在中国延续了千年的农业税正式成为历史。农业税的取消，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积极性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是千百年来农民一件大喜事，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我县农民减少了农业税负担后，收入相对增加，生活逐渐得到改善。至此，农业税正式成为历史。

　　(陈志水口述，陈敬甫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