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温中”陈氏二兄弟

陈有寿晚年照

陈有熙青年照

　　民国时期，能上温州中学(浙江第十中学)读书确是一种荣幸，当然要有一定的家庭基础条件。但那时的民众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抗战时期，战火连天，民不聊生，即使是温州中学读书毕业，也难有安好的归宿命运，何况农村出身没背景的人。同样是温州中学毕业生，命运也各不一样，有的走上了革命的光明之路,有的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更多的却是在从政后激流勇退，回归故里，过着平常的生活。但是，不少人想过平常生活却并不容易。

　　民国时期今苍南县龙港镇平等社区希贤村陈氏二兄弟就是其中一例。哥陈有熙与弟陈有寿依靠长辈(因历代务农，多受欺凌，立志以求学争出息)勤劳苦干，积累薄钱供他俩上温州中学读书。二人的学识曾为社会做了不少有益之事，但终因在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二人的命运却各有不畅，虽涉足千里，历经风雨，但最终仍是回归原籍工作生活。

　　哥陈有熙弃官任教三十余年

　　陈有熙(1899—1959)字缉葊(又名缉安)，早年从温州中学毕业后，就读于上海华东体育专业学校暨国民革命军第八师训练所军官班，后任河南省豫东武装警察第四大队部副官。和他一起参加该部队的有上海华东体专学校同学吕继化先生(今钱库半河人)，曾任骑兵师师长职务，解放起义后仍任原师长并为陕西省政协委员。

　　北伐胜利后，陈有熙深感国民党军界的腐败，不久即辞去军界职务，回乡后先被江南士绅推任为平阳县江南区巡察队训练员，后又改从教书生涯。先后受聘于金乡、宜山、白沙、湖前等中心小学教师、教导主任、高年级班主任达三十多年。

　　他教学严谨，态度和蔼，认真务实，精通体育、历史、古典文学等课程。我县曾有一大批优秀老师是他的学生。他教的古典文学很多，教学质量优秀，深受学生的爱戴。据他的早年学生、我县教育界老前辈董保昴先生回忆文章《追念陈缉葊(缉安)先》介绍：

　　“缉葊先生是我的小学老师，解放后又一度与我一起工作，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1942年，我在宜山高等小学读六年级时，他教我国语(即今语文)。当时的教师皆沿袭私塾的注入式教学方法，先生虽不例外，但语言幽默、生动、形象，颇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一天，讲授《忏悔》一课，讲到主人翁请医生诊治臂疾，并恳求医生切除其下臂一块肌肉，说此处疼痛难忍。而医生却未发现其胳臂有任何疾患。先生边讲边卷捋衣袖向学生示意手臂健美无恙。我见到他那肥白嫩润的臂膊，联想起课文里主人翁的手臂及其诚挚的忏悔、赎罪行动，竟感动得掉下眼泪。1953年，和缉葊先生一起学习‘直观教学’原则，我举这一例子说：先生十余年前已成功地运用了。先生淡然一笑说：当时谁懂什么直观和原则，只不过随机配合讲课罢了。语言平和谦虚，一点也不矜饰。”

　　虽然那时国家正是百废待兴，社会还是处于恢复起步阶段，教师工作与生活环境条件较差，教学生活更不活跃。但作为受过高级教育的先生，却有自己乐观的一套教学方法。董保昴先生说：

　　“1953年，为了调节生活，解除紧张的思想，学校开展文体活动。教师五点钟起床，先跳舞、唱歌，然后学习政治。课间，带领学生一起游戏跳舞。先生虽是五十多岁的人，天天照例参加。他跳起舞来，斜睨着微眯的双眼，步态蹒跚。同事们和他玩笑几句，他神态自然，毫无忸怩之状。当时学习写教案，他写的虽未尽合规范，但很认真。这一切，既体现了他不甘落伍的积极进取精神，也包含着老知识分子为适应新时代所作的‘脱胎换骨’的努力与艰辛。我当时年青，对他缺乏关心与理解，只是一面苛求，常有不理解的微辞。后来追忆起来，常感歉疚。但我缺乏卢梭那种赎罪补过的忏悔行动，只能默默地表示不安而已。”

　　天有不测风云，后来刮起了“反右”风，一大批知识分子受了蒙难之冤。但有熙公却始终做到坚信正义，不受无情世俗所动。董保昴先生说：

　　“1957年9月，我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回校，平时故旧，都回避不暇，惟恐一接近，便会沾上‘敌我不分’之罪名。缉葊先生则例外。他见我丢魂失魄般，常投给我同情的一瞥，以表示关切，有时还找些话题，同我交谈几句。有一次，还邀我到他家小坐，安慰我说：‘忍耐些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1959年，先生被作为‘控制使用’对象，调往灵头小学。其原因，据说一半因参加过国民党，读过‘体育专科’学校，是国民党的信徒；另一半则因被我这名右派分子赏识、尊重，将其工资评得最高。他们既无视其参加国民党及读体育专科的时代与历史背景，又不分析当时评定工资的政策与其个人具备的条件。先生以花甲之年，既横遭种种不容分辩的指责和岐视，还需以加倍的努力参加校内外各项工作，立功补过。忧闷与劳累交加，酿成疾患，不敢也不能请假治疗。1959年10月就默默地离开人间，年61岁。”

　　从此文中可以刻画出有熙公教学与为人的基本轮廓，确是一位值得后人怀念的尊师与先贤。

　　弟陈有寿厌恶官场辞职回乡

　　陈有熙小弟陈有寿(1907—1990)字祝龄，又名无量，早年温州中学毕业后(与陈瀚将军同学)，先考取上海医科大学就读了一年，后因父辈一生务农，经常被人欺侮，总想下代能争口气，认为当医生在社会上不受器重，于是勤耕细作慢慢积蓄，自己省衣节食，供他考入北京内政部高等警官学校,毕业时获全国第八名次。后应同学时任宁波警察局局长俞济民之邀，出任宁波警察分局副局之职。后改任浙江省财政厅第三区查缉处股长，封锁缉私队中队附等职。他在省财政厅工作时间虽不长，但工作认真，管理严谨，做事细心，处罚分明，为财税事业留下了应有的足迹。他晚年在老家务农时算盘打的很不错，有人找他帮助算账时也很内行。他为人诚实，一是一，二是二，泾渭分明，从不含糊。

　　他在任几年早就厌恶官场作事，从宁波归来时常说：“官场办事十分惊人，钱库垟头某某在宁波任中将司令官被枪决啦！某某警官同学也被杀头啦……”因而他在住宅前厅贴一幅段启山手书的晋朝陶渊明著的《归去来兮》作为座右铭，怀有归田躬耕之意。

　　因国难战事多，远离家乡，难以安心，于是决定回温，改任瑞安警察局督察长。他对日寇入侵相当憎恨，对国民党腐败总是看不惯，在瑞安警察局干了几年的督察长后，心中早怀有弃职之意，经上辈劝说，于40年代初，应警官学校同学时任平阳县警察局局长段启山之邀，又回到平阳先后出任矾山、鳌江、水头、灵溪警察所所长，以后又调任县警察局司法科科长。

　　他毕竟是农村出身的读书人，受上辈忠孝礼义、乐善好施教育至深，十分同情穷苦人。在任职期间，认真调解群众纠纷，清廉著称。1944年担任灵溪警察所所长期间，所属抓赌，一赌者跳河失水，为妥善处理善后，回家出卖私有水田三亩以及家中余资，赴灵溪购来六亩水田赠给失水者家属作为抚恤补偿。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地主成份，1951年解往灵溪批斗，当时寻找到原失水者家属，要其揭发诉苦，而该家属竟赞扬他赠田保障其全家生存的功绩，因而得到减刑。他在工作中，普遍受到群众好评，在任矾山警察所所长半年离开时，许多居民在街道上摆了一张桌子，桌面放着一碗清水，一面镜子，予以欢送。对其在职期间“清如水、明如镜”的颂扬。

　　两个兄弟虽有所学事与愿违

　　陈氏兄弟二人虽然都有一定的学历与学识水平，但在那个时代，学到的知识却难以为人所用。时代与环境的不同，给人带来健康与命运也不同。

　　1959年，陈有熙的长子(也是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在政治上连累到他本人，陈有熙便被下放到农村小学边教学、边劳动，实际就是接受劳动改造，当时对他的精神打击较大。加上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生活相当艰苦，他病倒后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治，所以只活到61岁，没有享受到安详的晚年生活。

　　董保昴先生是这样述说与评价的：

　　“先生患病期间，朋友、同事不敢去探望，亡故后，故旧门生不敢去吊唁。殡葬之日，只有亲属护送。幸而其同村重情谊，讲人情道义，派一支乐队奏哀乐护送上山，才不至过分冷落与凄凉。如此情状，对一位生前桃李满天下，故旧遍城乡的人民教师而言，恰恰显示了世态炎凉与人世间的不公正；其亡故后，丧葬费及抚恤金迟迟不发；一年后，一位文教科长得知此事，亲自过问，落实了政策。这一切，我直到1962年从龙泉回乡后才听到。其生也受屈，其死也孤寂，何天道之不公!”

　　“先生为人正直，不慕荣利，不趋炎附势。华东体专毕业同学某某当了师长衣锦荣归，许多沾亲带故，稍有瓜葛关系的人，都去‘攀龙附凤’，希图提携。而先生若无所闻。另一位同学陈某某邀他同去访问，先生婉言辞谢。他甘愿一辈子困守穷乡当‘孩子王’，是为企求在学生的天真中获得人间的温暖？为找回失落的人性？为解除心灵的冷漠与不平？又怎能料到，在他桃李满天下丰收季节，却因当时反常的气候，使平生汗血浇灌结成的果实变得可望而不可及。听说，先生从起病至危重，至辞世，没有留下一句话。无言而逝，意味着悔？意味着等待，等待历史的公正结论？我相信应属于后者。

　　他30岁前是求学与为政，30岁后却全身心贡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他还为社会做了不少令人尊重的好事，如对穷苦学生积极给予资助，对社会上困难群众尽心给予支持，对老家公益事业热心解囊等，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回忆及乐善好施的精神。特别是以自己的知识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后来成为我们这一带教育界的精英，为社会教育事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而陈有寿的命运则又不一样。解放后，因家中农田数量稍多，够上了地主成份。后在长达三十多年中都处于受劳动监视处境，生活与精神自然受到严重影响。读书本是人们追求的良好愿望，但由于政局的变化，有时曾会错把读书求学作为一种受到不幸待遇的缘由而埋怨。因他确实没有其他所故，没几年就释放回家，安心务农了。不管因成份关系曾受到歧视，但他的精神却一值保持乐观，反而长期坚持参加农业劳动，使身体更加健康。改革开放后，由于党的政策放宽，他摘了帽后重新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之中，所以活到82岁，也算是“有寿”了。

　　陈有寿为人正直，待人诚心和蔼，知识渊博，农村不少人如有不懂的都来找他。如代看信件，代写信给部队的军人。有的有关英语的东西，如药品说明书之类的拿给他看的也不少。他都能认真负责地为大家服务，从不厌烦与推辞。他从小还学过日语，他有时还经常为大家写字，如过年时写对联，红白喜事有人请他写贴、写人情包、记人情簿等等。这样年老有知识的人在当时的农村是不多的，也是十分需要的。他随叫随到，因此而得到全村人的尊敬。

　　他过去读过医学，所以比较注意饮食，从不吃不卫生的东西，对有农药的东西特别注意，以吃素为主。常是粗菜淡饭。不吸烟，不喝酒，不大吃大喝；更不打赌，不凑热闹，十分讲节约，是个非常正直善良的人。平时，对邻居有小病找他时，他做到尽量为大家当好医学参谋，嘱咐要吃什么药，注意什么，防止什么。深得邻里乡亲好评。

　　改革开放后，他摘了地主帽子。村里又把远在泉州务工的儿子迁了回来，使其全家团聚，生活蒸蒸日上，并建了两间新楼房。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应该是他老人家一生最感到欣慰的时节。多年在外谋生的儿子回家，媳妇孝顺，一家勤劳纺织，又生了孙，还有电视与收录机听戏剧。虽赚钱不多，但一家老小欢聚一堂，也津津有味，自得其乐。他在新楼房门两边贴了一幅对联“日出而出日落而归，自耕自作自掘自饮”，足见他对自食其力、清贫农家生活的一种自慰与满足。（陈敬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