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往事--记陈志水

　　人物名片：陈志水，又名志栩，男，一九二八年十月生，原平阳县宜山区龙江乡希贤村人(现属苍南县龙港镇平等社区)。一九四九年七月参加工作，嗣后长期在平阳、苍南的财税系统工作。

　　抗战时期的记忆片段

　　沙开胜

　　最近，《温州财税与会计》杂志编辑部副主编沙开胜采访了苍南县财税局88岁的离休干部陈志水，其中他谈起了70年前抗战期间的一些往事：

　　我今年八十八岁了，人老了，身上的毛病也多了，耳朵有点背，视力也很差了，还有高血压、心脏病等。

　　哦，你问我有关抗战时期的记忆，那时我是一个懵懂少年，还在读小学，先在几家私塾读了几年书，初小毕业后，辍学半年，在家务农。一九四〇年初秋，我大哥志璋认为我读书成绩还不错，应该继续去上学，于是他送我到宜山，顺利考进江南区高等小学读高小。现在回想起来，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温州第一次被日寇沦陷后，我们这里能看到日本人的飞机常在鳌江那边盘旋，有时扔下炸弹，声音震耳，浓烟腾起。因此，一有飞机来临，我们也要“逃警报”。由于学校位于宜山镇下市，四周围墙，唯有东面一个出口，每逢警报响起，学生们出逃比较拥挤，后来为了便于疏散，学校又在西南角凿开一扇小门。警报常鸣，人心恐慌。学校为了学生的安全起见，曾三迁上课地址。先是将上课地点临时转移至一公里外的吴家库庙，早上去上课，晚上回学校。后来觉得这里离宜山镇太近，仍然不放心，我们又迁徙到二公里外的东跳庙上课，没过一个星期，还是觉得有安全隐患，最后将学校又远迁至距离宜山十公里处的瑞岩寺。上课路途遥远，我们学生常一路高唱抗战歌曲，如《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一九四二年上半年我高小毕业。

　　一九四三年春，我十六虚岁，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我兄弟六个，还有一个姐姐，根据三抽一、四抽二的征兵政策，我们几个兄弟可能要去当兵。母亲为躲避抽兵之危，通过叔母介绍我先后到矾山警察所、平阳县土地陈报编查队干过短期临时工。一九四四年春，叔母又介绍我到平阳县地政处工作。该地政处成立于一九三八年七月，机构较为庞大，有二百多名工作人员，分内外业。外业工作是：丈量土地、按图分丘分人登记、发放所有权证等；内业工作是：计算面积、编造产权证、造册校对等。我报到时，业务课长王懋儒要我用毛笔抄写一篇“孙中山遗嘱”，主要目的是测试我的书写水平。他见我字写得不好，分配我干册籍校对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磨练，我的书写能力有所提高，转为造册员。当时的工资是按量计酬的，因为物价不稳定，货币老是贬值，每月的工资，都是直接分大米，勤奋的人一个月可得三百斤大米，少的只有一百来斤大米，每月可凭票到米厂领取大米。有一段时间，货币也没用了，只能以物易物，我去市场买菜，要用大米或鸡蛋，兑换鱼、蔬菜等。

　　一九四四年夏，社会上又有风声，日寇将再次侵犯温州。为躲避可能的战乱，地政处负责人考虑到《土地登记簿》《分户地图》《土地所有权状存根》等册籍的安全问题，决定将内部造册的工作人员，要迁到北港水头镇林坑山麓的西竺寺办公，有关册籍也同时转移过去。这么多册籍先是用船运，再用人工一担一担挑上山的。该寺庙面积较大，可容纳六七十人办公。我们的册籍运去整整占了两个房间。在寺庙办公大约过了半年时间，到了一九四四年冬，虽然温州尚处于第三次沦陷，但平阳县城还是相对安全，于是领导决定在农历年底前从山区迁回县城办公。同时，又决定将这些册籍仍旧存放在寺庙，因为搬来搬去很麻烦，工作量也比较大。这样需要一个人留守，可是年关将近，谁也不愿意留下。后来，地政处姓洪的副主任见我年纪最小，便看准我，并哄我说:“只要你留下来，保管好册籍，我回平阳以后，把你现在的雇员(临时的)身份，转为办事员(正式工)，工资也可以提高”。我年轻好骗，便答应留守，一个月工资为两百斤大米。

　　当时，寺庙里只有一个当家老和尚，俗名姓陈，是本地江南大树下地方人。他人善良，在当地有良好的声誉，对我也非常好，是我的忘年之交。每天，我们两个在一起吃饭。天气晴朗，有时我将册籍搬出来，晒晒太阳，还要做好防蚁防鼠工作。就这样，我过着单调而乏味的生活，期间没有一次回家，与亲人团聚。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全面胜利后，地政处才将这批册籍运回县城。可是，我的身份还是没变，依然是雇员，那个哄骗我的洪副主任，听说在两三个月前，因吃了许多西瓜，喝了热水，得了病，暴死了。

　　在寺庙孤守期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国民党平阳县长张韶舞借上级征兵命令之机，好大喜功，发国难财。为此，他的征兵措施特别狠毒，以致平阳的征兵工作连年超额完成。我记得，第一次征兵时，是称“抗战志愿兵”，入伍新兵还是戴红花、骑白马，在村里巡游，觉得很光荣。后来，征兵变味了，到处抓壮丁了。比如一九四五年，张韶舞下令开展征兵竞赛，发动全县一万多名保甲长，必须要实现“一甲一兵”(一甲一般为十户)，于是，警备班上路不分青红皂白，见到十五岁至四十来岁的男子，即予以抓捕。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正坐在林坑堂门口乘凉，同当地几个青年人聊天，忽听几个儿童呼叫：“警备班来抓人啦！”那几个青年人闻声旋即逃到山上。我心想，我是地政处工作人员，应该不会被抓吧？可是，水头镇十多个穿黄军装的警备班人员，根本不听我解释，硬是将我带到水头镇公所，关在一个房间里，此时房内已关押了六七个人，据说第二天要被送去当兵。幸好，老和尚听说我被抓走了，立即打着灯笼，匆匆跑到镇长家，说明情况。还是老和尚的面子大，经镇长批准，总算把我释放了。我在里面无缘无故被拘禁了三个小时。我非常感念这位老和尚，没有他及时地伸出援手，我的人生命运肯定被改变了。据王光铭先生(五十年代平阳县人民政府财粮科长)撰写的一个史料，一九四五年平阳县的征兵任务为一千三百三十二名，实际征兵达六千一百二十四名，超过任务的两倍半。张韶舞因此获得了嘉奖，记大功。更可耻的是，他将部分超额兵员抵充瑞安县未完成的任务，得到了一笔横财。

　　到了一九四八年冬，因为行政经费困难，地政处要大量裁员。一天，王懋儒课长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我进去之后，已有三四个人在里面了。王课长对我们说：“为了公平合理，只好用抽签的办法，现已写好‘去’和‘留’字条，大部分人已抽过，你们也来抽一抽。”我见有二十多张条子已卷好放在桌上，我们几个人抽到的都是“去”。

　　我东拉西扯聊了这些经历，也是人生的几个片断，现在回忆起来，有经验教训，也有工作成就，这就是历史，留给后人作参考。

　　50多年前的二次抗台经历

　　陈志水

　　说起我们这一带的抗台经历，记忆犹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抗台是我们机关干部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我的两次抗台经历，险象环生，终生难忘。

　　一次是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份，我参加了县委工作队，被派到繁枝乡(现苍南县藻溪镇内)工作，住宿在中内岙村的章氏宗祠。台风将要来临，我动员村民保护村前的横阳支江大堤，昼夜挖土加高堤坝。由于风雨很大，第二天下午三点许，大堤被冲出一个缺口，江水猛冲进村里。这时，有村民高喊：“大家赶快逃，如果再有一个缺口，就无法逃生了。”当我快步跑到乡政府时，水已满至半身，后来水越涨越高，人只好往高处躲，后来爬到乡政府后面的阁楼上，饿着肚子，熬了一夜。次日早晨，我们单位张学斌局长带领几个村民，划来一只小船，把我们营救出来。

　　另一次是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中旬，我参加平阳县委工作队到万全区后岙水库抗台。这座水库建于一九五七年冬，当年我也曾在这个工地上劳动过，开方挖土。这水库未开设溢洪道。因此，大暴雨来了，水位急剧上升，以致水将要溢过大坝，坝堤随时可能被冲塌的危险。而在场的某位水利工程师却决定，要集中村里的软簟(晒谷工具)铺在大坝上，发动全体共产党员、村干部和我们工作队队员在大坝上用力踩住软簟，使水库里的水从每人的脚背流过。现在想来，这种方法是很不科学的，而且很危险，但在当年却是强制的命令，我们虽有不同意见，但他是技术人员，也只得听他了。直至夜晚，大雨没有间断，县委一位副书记打来电话，指示我们要求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利用锄头等工具，迅速挖出一条溢洪道。我心想，这显然是人力一时做不到的。不过，幸好有这条指示，我们撤离了大坝。深夜十二点许，我们正在开山挖石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大坝被冲垮。好在我们事先已通知村民撤离避险，但后来发现有一位老头将自己反锁在家里，没有撤离，被大水冲走，幸运的是，他还能利用自家的稻桶，逃过一劫。

　　从现在的角度来说，抗台必须要讲科学。“愚公移山”与“人定胜天”的精神必须要在讲科学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就是盲目从事，后果不堪设想。

　　工作中的几个片断

　　陈志水

　　你问我在几十年的财政工作中，还有哪些事印象最深刻的？我想有两件事。第一是关于平阳县财政收入问题。解放以后六十来年，财政收入分两个阶段，前三十年基本上是徘徊阶段，每年财政收入七八百万元至一千来万元之间。我举三个年度比较特殊的例子，即一九五八年、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八年的财政收入的情况，反映了政局的稳定与否，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很大的。

　　先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领导头脑发热，税收也大放“卫星”，年度财政收入要一下子增加一千万元，要完成一千八百来万元。于是，税收任务层层加码，但是实际税源是远远不够的啊，这样就产生了寅吃卯粮的做法，企业产品还没生产出来，要先借钱缴税；做酒的，酒还没做出，也要先缴税。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中央发出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所谓“五风”是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还有“瞎指挥风”。这以后财税工作才回归正常，一九六一年财政收入降到一千万元。再说一九六八年，“文革”内乱，平阳“两派”内斗，以致许多工厂停工停产，税收大大下降，农业税收入占了大头，全年财政收入仅四百五十万元。最后说说一九七八年，全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企业生产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平阳还从实际出发，搞了税收超收分成的办法，这是一个创新的做法，当时这种做法是冒风险的，搞不好要挨批判的。但是，这个办法极大地调动了区乡两级干部抓财税工作的积极性，年度财政收入达到一千八百万元，这才是真正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年，各方面工作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了，说明国家政策对头，平阳、苍南两县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据悉，现在两县年财政收入达到六七十亿元。从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第二是免掉农业税。这是上千年来历史上所没有的事，将皇粮国税免去，是一个高明的政策。这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稳定了粮食生产，又减少了财政部门的征收工作量。

　　我曾做了十年的农业税工作，以前平阳县专门做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有十多名干部，各区还配备一个专职干部，征收季节乡镇也抽调干部，配合财政部门一起做工作。一年三个征收季节，即春花、早稻、晚稻收割季节，我们还要临时雇佣一百多人，搞好每个生产队(村)的征收清册，下乡征收农业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