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华：被湮没的抗日志士
陈汉莉
西门街61号。
门台斑驳，灰墙剥落，斑驳印记如岁月吻痕钤盖上破旧的院墙，破败不堪却依然完整，老墙上的青苔和蔓草在肆意蔓延，只将那些浅浅淡淡的印迹收藏在怀里，一些掩藏的秘密却又暴晒在时光之下，钴蓝色的天空只往屋檐缝隙间投下狭长的一瞥，一些往事就在微风中不经意间就抖落了下来—1928年，刚满20岁的陈季华离开蒲城时，一定曾经深情注视过这墙，和这墙上斑驳的印痕。一个印痕都是一只洞开的眼，不仅见证这院子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他身后跌宕起伏的七十年，见证他的妻女这期间为他数次千里奔波，替他回乡探亲，为处理他身后之事的那些辛劳和艰涩。
为谋生，随兄远赴南洋
陈季华(1908-约1944)，原名陈绍介，字季华，苍南蒲城人，爱国华侨，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反盟)战士，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募款支援祖国抗战，印尼苏岛华侨抗日斗争“九二O”事件殉难志士之一。
陈季华有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据其侄子蒲城西门街陈家和老先生回忆，当时家贫，四兄弟只有五条短裤，兄弟各穿一条于身，备用的一条永远晾在庭院的竹竿上。陈季华大哥陈绍商，字淑芬，少时读书过目不忘，族人以之为神童，故出资供其读书。四弟陈季华自幼聪慧，自蒲门高等小学校(今马站小学)毕业后因家贫而辍学。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曾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陆续赴南洋政治避难，陈淑芬从杭州法政大学毕业后从泰国辗转来到印尼，后在苏门答腊岛当教员。次年，二十岁的陈季华为谋生随其兄与同乡三十多人一起背乡离井远赴南洋，后侨居苏门答腊棉兰，在大哥的安排下开始在亚齐的鹿树坤教书，1934年与陈淑芬的学生梁惠珍结婚。受大哥影响，他思想进步，接受新事物能力很强，在融入当地华侨氛围后，很快就参加了当地华侨组织的反帝大同盟活动，投身到苏北革命的洪流之中。当时，他与同事们一起以组织青年打羽毛球的名义，积极开展进步读书活动，组织华侨青年学习和传播进步思想。为安全起见，他们还暗置了一个专用书柜，用以购置进步书刊。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苏岛华侨不顾荷印政府的压制和打击，成立筹赈会，广泛开展义卖、募捐等救亡活动，支援祖国抗日。随着抗日形势的日益严峻，陈季华的爱国思想和支援抗日行动日趋成熟。据梁惠珍回忆：陈季华不仅经常以赈灾捐助的名义支援抗日，在生活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让梁惠珍到英文学校学习英文。梁惠珍学历不高，当时是临时教员，工作很不稳定，有次，陈季华神色严峻地对她说：“我从事革命工作生命是没有保障的，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你们母女就得挨饿。所以你应该学点知识才行。”于是，梁惠珍就去美以美女子英文学校(MGS)学习。这时的他心里已然做好献身革命的充分准备。在他的影响下，妻子梁惠珍也同情革命，对穷苦百姓也心怀怜悯，她在路上看到衣衫褴褛的乞丐时，往往会施以钱财。但陈季华对革命已有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说：“靠施舍救不了天下穷人，要靠革命，最终需要世界大统。”
办书店，积极声援抗日
1938年，来自温州乐清的周斌和赵洪品就在陈季华位于棉兰第二条路的家中商议，酝酿共同出资合力创办一家“大地书店”，并一起成为大地书店最早的股东。周斌，“九二0”死难志士之一，中共党员，抗大毕业后受廖承志委派到苏岛开展工教，在苏岛的棉兰和火水山等华校任职，1942年与他的同学赵洪品等一起组织苏岛人民抗敌会(即反盟),1945年3月被杀害。赵洪品，出生于家道中落的乐清基督教徒之家，因家贫无法上学，由当地的教会出面介绍到三育工读学校直至初中毕业。后受五卅运动的影响，步入革命者之路。大革命失败后，投奔在印尼的同学，侨居棉兰，先后担任了棉兰第三小学和火水山中华学校校长。“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他参与组织棉兰“反帝大同盟”，积极支援祖国抗战，并推动成立“棉兰华侨筹赈祖国灾民协会”。
由他们共同创办的大地书店开张后由赵洪品主持，以经营国内出版的普通书籍为名，还通过各种办法和其他渠道进口各种社会科学书籍以及宣传抗日的书刊，成为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机构和活动中心。当时，棉兰尚在荷兰殖民者的统治下，因为活动开展比较频繁，引起殖民者的恐慌，他们惊呼：“棉兰要被赤化了。”当时，他们还约定：书店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以宣传抗日，宣扬进步思想，资助革命活动为目的。他们在书店创办之初便做好被荷印当局查封以致血本无归的心理准备，甚至也做了可能被逮捕坐牢或驱逐出境的最坏打算。抗战期间，陈季华就和一些爱国华侨长期将每月的收入中一部分以筹赈灾民名义捐给八路军的款项，就是通过大地书店寄到香港，再由宋庆龄负责的团体进行转交，他们在捐款的信中说：“请把捐款交给坚决抗战的部队。”香港的回信则是：“请你们放心！我们已把捐款交给了8th方面的人了。”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各国纷纷发起反法西斯的斗争，棉兰地下抗日秘密组织活动频繁，周斌和赵洪品等人经常在陈家秘密聚会，为了行动上的便捷，以及防止殖民政府察觉，陈季华往往巧借烹狗的名义做掩护，不但避免被打扰，也保证了行动的安全性。在陈季华的精心安排下，他们多次以吃狗肉的名义召集开会，妻子梁惠珍则在前厅放哨，抗日组织的多项活动就在他家中酝酿并商讨后得以顺利开展。
遭拘捕，从此杳无音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先后占领东南亚，驱走英荷殖民地者，企图配合欧洲德、意法西斯瓜分世界。当马来亚、新加坡危急时，该地抗敌后援会的爱国华侨领袖和中国文化人，大批撤退到印尼境内。第二年3月，日军占领苏岛，同时在苏岛组织所谓的“华侨协会”企图实施“以华制华”，苏岛的形势趋于更为黑暗，陷入更为血腥、恐怖的统治中，来自国内的文化人和当地爱国华侨都迅速隐蔽起来。
1942年初，因日本的全面入侵，印尼的所有学校都被日本人接管，梁惠珍的英文学校停了学，陈季华当时工作的保险公司也被迫关闭，加上大哥陈淑芬已去世，大嫂也失业在家，侄子们均未成年，一家九口人的生活都落到陈季华的身上。时局动荡不安，生活举步维艰，迫于生计，他开始跟几位朋友“打空头”(即做买空卖空的生意)，他一边做生意，一边开展秘密抗日活动。在此期间，他开始与日本人做生意，以此来掩护他的真实身份。
1943年1月，为了斗争的需要，反盟和华抗联合组成苏岛人民反法西斯总同盟(简称总同盟)，统一步骤抗日，但仍保留各自的组织，赵洪品担任总同盟主席，他们以大地书店为据点，秘密收听联军广播，(当时日军禁止使用收音机)，然后把消息传递给抗日组织，同时还供应油墨、蜡纸、纸张等，用以支持由著名作家、后担任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王任叔主编的《前进报》，《前进报》冲破重重封锁线，传播国内抗战消息，进行宣传抗日，号召华侨起来同当地印尼人民团结合作，揭穿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真面目，增强侨胞的抗战信心。
之后，由于日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前线战局紧张，为保证后方力量，日军采取加紧实施肃清抗日支援的计划。1943年，日军秘密逮捕了华抗成员王桐杰，王因不堪酷刑供出了华抗和反盟的组织情况，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同年9月20日，日军在全苏岛进行史无前例的大检举、大逮捕，造成了这两个抗日秘密组织的成员和阅读秘密小报的读者近百人被捕，其中11人被处死，7人被迫害致死，1人被捕后失踪，50多人被监禁，这就是震惊苏岛的“九二O”事件。陈季华就是这天第一次被捕，因叛徒王桐杰为华抗成员，对反盟情况并不了解，而陈季华更以一口流利的日语掩饰身份，随即得以获释。获释后的陈季华依然以经商为掩护，支援逃亡在外的盟友，以及接济被捕盟友的家属，他常常让妻子以走亲戚的名义送食物和衣物援助家境困难的盟友。
1944年8月，陈季华在自己的家中再次被捕，他的妻女眼睁睁看着身穿条子睡衣，脚踩拖鞋的他被鬼子兵强行押上吉普车绝尘而去。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1日，除死难者外，被捕的抗日人士被全部释放，唯独不见陈季华。
求公正，妻女奔波千里
陈季华被拘捕时，他的妻子梁惠珍才30岁，而他的女儿陈家立仅7岁。为了寻找丈夫的踪迹，梁惠珍踏遍了棉兰、先达和瓜拉新邦监狱的大门，但每次都失望而归。后经追悼“九二O”殉难战士的“被难同志会”到处寻访，均无下落，料被暗中杀害。在那段时间，笼罩在白色恐怖中的苏岛，失踪、暗杀、秘密处决等恐怖行动时有发生，很多抗日志士和爱国人士就这样不知所踪，生死不明。同时期在苏岛政治避难的国内文化名人郁达夫，则是在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失踪，谜团至今无法揭开。
1946年9月20日，纪念苏岛抗日反法西斯殉难志士委员会特编“九二O”三周年纪念刊--《血仇》刊出陈季华的事迹和照片，联军驻棉兰司令部将陈季华与周斌等一起列为苏岛华侨抗日殉难志士，并向殉难志士家属致以慰问信，慰问信这样写道：“抗日反法西斯之华侨战士，为支持盟国而牺牲其生命，余本人敬向先生及家属致以最深切之同情及哀悼。彼等为人类之正义和平偿付最高之代价，此种光辉之功绩与无以伦比之英勇，将成为苏门答腊全体华侨社会不可磨灭之永恒纪念碑；彼等之英名与盟国的忠勇战士同垂不朽。”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苏北华侨在中国民主同盟苏岛支部的领导下又成立了华侨总会，梁惠珍加入棉华妇女会，之前她曾在当地妇女补习班教课，不仅教授文化知识，还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当时，棉华妇女会的工作主要有：争取妇女正当权益，提高妇女社会地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广大妇女爱国热情；支持在职青年教育，发展幼儿教育；为保卫世界和平出一份力。50年代初，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战火蔓延至中国边境，为声援抗美援朝，苏北华侨和印尼保和会曾在棉兰独立广场举行《禁止使用原子弹，保卫世界和平》群众大会，梁惠珍作为妇女代表在会上演讲，呼吁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保卫世界和平。
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尼以及国内时局动荡不安，梁惠珍母女生活跌宕起伏，孤悬客寄数十年，与大陆失去联络。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梁惠珍回陈季华原籍所在地——苍南，开始着手申报陈季华为革命烈士事宜，以耄耋之龄奔波千里寻访重要证人。当时，苏岛反盟为地下组织活动，在白色恐怖中，反盟地下组织严格实行单线联络，知情人并不多，曾经肝胆相照的战友们或殉难或离散，最重要的知情人周斌已于1944年苏岛“九二O”事件中被杀害，唯一在世的证人赵洪品因身体原因而无法出具证明，后不久又在香港去世。最终，为陈季华申报革命烈士一事因证据不足而无果。
衣冠无所归依，英魂流落他乡。2014年，梁惠珍女士在香港抱憾而去，享年百岁，骨灰洒向大海，饱蘸生命之情，以泪渍泅湿笔锋，漫漫天海间写下一个世纪的故事。她的女儿陈家立也已到耄耋之年，暮色四合中，记忆奔袭而来，时光为墨，以亲情为笔，斑驳的老墙头，依然默默注视着那一袭渐行渐远的青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