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关乎兴衰

文风是社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禹天建 绘

　　一个时代的文风，往往折射的是那个时代执政者和社会精英的思想观念、品格、作为和社会风貌，也是社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因此，人们总是把说话、写文章与国家的安危兴衰相联系。

　　古言道：“文以载道”，“文如其人”，“威仪文辞，表也；德行忠信，里也”，“言，心声也；书（即文字），心画也。”这些都表明，话语文章是作者思想、品格和作风的体现。一个时代的文风，往往折射的是那个时代执政者和社会精英的思想观念、品格、作为和社会风貌，也是社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因此，前人总是把说话、写文章与国家的安危兴衰相联系。“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无不强调说话、写文章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可见，文风事关重大。

　　“文变染乎世情”——文风国运两相连

　　文风是国运气象的写照。一方面，政风、世风造就文风，另一方面，文风也折射和影响政风、世风。一个时代，如果文风清新朴实，其社会往往政通人和，气正俗良，国家兴旺，否则就反之。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事兴。良好的文风，有利于促进社会形成求真务实、勤政敬业、积极进取的优良风尚，推动社会良性发展。西汉前期，无论是一般政论、奏疏、史传，还是皇帝诏书，大都洋溢着质朴畅达的文风，讲究深厚切实，经世致用，赢得了后世好评如潮。南朝刘勰评价贾谊、晁错的文章说：“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鲁迅也赞扬说：“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近人章太炎称赞赵充国的奏疏，如“探筹而数，辞无枝叶”。东汉班固评价司马迁的文章“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汉代诏书也被奉为楷模。宋人真德秀说：“两汉诏令，辞气蔼然，深厚尔雅。”近代林纾评点汉景帝诏书：“词既质朴，期望之意甚深……不多词费，而明简可味”。足见汉初文风的淳朴及其影响之深远。这种文风反映出那个时代开明务实的可贵精神和蓬勃向上的社会风貌，与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文景之治”相呼应。又如唐代，主要时期也是呈现出质朴务实的文风，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繁荣富强、威震四方的“大唐盛世”。可见，盛世显良风，良风助盛世。

　　风浊则气邪，气邪则事废。文风奢华空浮，社会往往华而不实、虚妄怠惰、尔虞我诈，甚至糜烂衰败，误国误民。《礼记》所谓“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说的就是这种现象。南朝文风浮艳颓废，恰与一些统治者纸醉金迷、政治没落相契合。陈代后主陈叔宝就是浮艳文风的推手。他沉溺声色、痴迷艳词，日夜与大臣妃嫔宴饮赋诗，最终丢了江山，成了俘虏。由他的艳诗《玉树后庭花》所谱的曲子成了亡国之音。民间文风也绮靡虚浮，当时有谚语嘲讽道：“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这就是末世景象。又如明代中期以降，形式主义盛行。有的刻意模仿古文，晦涩矫情；有的专事雕琢辞藻，空洞繁缛，不切实际。万历年间有人呈送文章给首辅叶向高，叶看后说：“文甚佳，但难解耳。”而此人则回应说：“公误矣，可解则非文矣。”可见当时文风的虚妄。朝廷文牍也不例外。“题奏章疏，竞为缛艳”，虚言套语，动辄成千上万字，有的甚至冗长到“竞日不能周读一过”的程度。嘉靖皇帝更是助长其风，对善写工巧青词（道家做法事的祝文）的人宠爱有加，并委以重任。有史料显示，嘉靖17年后，内阁14个辅臣中，有9人是得益于善写青词而加官，如权倾一世的顾鼎臣、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等，时人讥称他们是“青词宰相”。随之，虚妄文风愈刮愈烈，政坛乱象丛生，世风颓废日下。史实证明，这不仅是明朝末世的反映，也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的征兆。虽然不能说虚妄文风是明朝灭亡的主因，但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催化剂。诚如古人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辞达而已矣”——治国理政正文风

　　正是由于文风关乎兴衰成败，因而历代有抱负的思想家、政治家大都重视端正文风。孔子提倡“辞达而已矣”，可以看作是对文风的基本要求。即主张语言运用以恰切明畅地表达思想内容为原则，不事铺张粉饰。隋朝李谔针对南朝以来“文笔日繁，其政日乱”的不良状况，奏请“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肃正文风，得到了隋文帝采纳。唐代魏征痛斥梁陈以来的宫体、骈俪作品为“亡国之音”，力倡真切质朴文风，并且以身示范，留下了许多为后人奉为圭臬的奏疏，为营造“贞观之治”做出了巨大贡献。宋代欧阳修为扭转晚唐以来虚浮艳冶文风的馀绪，致力于复兴古文，并借助政治革新和主持礼部贡举的机会，以奖掖文风端正者为导向，力倡平实文风。明代张居正痛斥时下“浮靡夸侈”文风，请求神宗“戒谕各撰述官，自今以后，凡为制诰，必须复古崇实，毋得狥情饰辞，以坏制体”。一些励精图治的皇帝也十分重视肃清文风。隋文帝力推文风革新，曾诏告天下：“公私文翰, 并宜实录。”并立法严管，违者治罪。明太祖朱元璋推崇远古文书“质实不华”的风格，深厌时下“虚词失实，浮文乱真”的风气，多次下令“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有个叫茹太素的官员呈奏洋洋万言，但直到最后五百字才入正题，朱元璋便命人杖责，以儆效尤,有效遏制了不良风气。纵观历史可以看出，每次有成效的文风整饬，都会不同程度地带来政治面貌的改善、社会风气的好转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世界历史同样表明文风与时代的紧密联系。英国著名喜剧作家本·琼生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生活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后期到1642年英国内战这个充满动荡的时期，也是英国封建主义没落、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他有感于当时社会的腐朽、人性的堕落和文风的奢靡，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凡世风腐坏之处，语言也如之。滥吃狂饮，奇装异服，是国家生病的标志；语言的烂污，则是精神生病的标志。”这与他的力作《狐狸》所揭露的社会现实相吻合。19世纪美国作家奥利弗·霍尔姆斯也有类似看法。他分析了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一些著名人物的语言风格，尖锐地指出：“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政治上的三刀两面，自然是产生于语言的含义双关……都铎时代的轻浮文风，到了斯图加特时代，就发展成了弑君与暴乱。”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在西方，诡谲荒诞的文风大行其道。这是当时物欲横流、危机深重的社会现实的产物。经历了两次世界性血腥战火，人们亲眼目睹了人类的相互残杀，所谓自由、博爱、人道的信念和理想被击碎，人与人的关系被金钱所绑架，因而陷入了极度的精神危机。于是，人们往往借助诡谲荒诞的表达（包括艺术），来表现社会的扭曲和荒谬，来制造刺激，宣泄不满、苦闷、彷徨、空虚、消极和失望。与此同时，诡谲荒诞文风的蔓延，又不断地加深着社会的颓废。两者互为因果。

　　“文风不正，危害极大”——文风学风系党风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充分表明文风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息息相关。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与大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注重运用质朴清新而又生动活泼的语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爱戴，为取得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早在延安时期，尽管战火纷飞，中国共产党也不忘文风建设，并且把文风建设与党风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党的历史上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就包括整顿文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重要报告，他深刻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紧接着他又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告诫全党“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同志以身作则，他的文章和讲话都是质朴深刻、生动活泼的典范。读其文如品佳酿，听其言如沐春风。由此，我们党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朴实清新为特征的优良文风。这种文风对于党的建设与壮大，对于我国取得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建设新中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不可讳言，“大跃进”造就的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之类的豪言壮语为代表的虚妄浮夸文风的蔓延，“文革”滋生的充满“斗争”“打倒”辞藻和政治迷信的肃杀狂热文风的盛行，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污染了党风世风，对我国政治环境、文化生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都产生了不良影响，教训极其沉痛。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鉴于“文革”文风的恶劣影响，十分重视肃清“帮八股”，努力恢复优良文风。邓小平早在1977年就明确提出“反对不真实、八股调”，而且以身示范，用语朴实深刻，简洁明快，深得人民群众喜爱。党中央相继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推进文风建设。因此，党的优良文风逐步得到恢复，很好地呼应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真抓实干的大好局面，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推进营造了良好的风尚。

　　当今，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国际环境的复杂化，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冲击和考验。在这种现实条件下，更需要防范各种不良因素的侵蚀，警惕不健康文风滋长。习近平同志曾严肃地指出：“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党的历史经验证明，文风不正，危害极大。它严重影响真抓实干、影响执政成效，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耽误实际矛盾和问题的研究解决。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导致干部脱离群众，群众疏远干部，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失去吸引力、感召力、亲和力。”进而会影响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甚至带来亡党亡国之患。可见，文风建设至关重要。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防微杜渐，在上任伊始就把改进文风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从出台“八项规定”明确要求“切实改进文风”，到中宣部发布《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切实改进文风的意见》，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整饬文风，令人精神一振。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等中央领导率先垂范，大兴“短、实、新”之风。他们讲话平易而凝练、朴实而生动，展现出质朴清新的语言风格，更彰显出亲民务实、勤政奋进的风范和魅力，给人一种春风拂面之感。由此带来了各种风气的明显好转，全国上下凝心聚力，奋发向上，生机盎然，正在全面开创一个新时代。（赵世举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语情监测与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新形势下国家语言文字发展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