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者

　　记者陈惠敏

　　爱德华·纽顿的《藏书之爱》里有这么一句话，几乎是道破了所有好书者的心声，“一个人之所以要买某部书，最好也最明显的理由便是：他觉得买了会比没买开心。”比之期望，得到更为幸福。对陈以周来说，同是如此。

　　2005年毕业，回苍工作，陈以周开始在县城多家旧书店淘书。旧书店老板不懂其中奥妙，买少论本，买多论斤，这让陈以周捡了不少漏，比如手抄本的《潜庐诗存》。

　　那一回，在旧书店淘书。陈以周立在书架前，用双眼密密地过了个遍，挑不到一本合意的。败兴欲归时，抬头一眼便瞧见了夹在其中的一本薄薄黄黄的小册子。抽出一看封面，好家伙，是本手抄本，翻开封面，扉页是用毛笔写的“潜庐诗存”，下边有“爨馀集”，再看左旁小字曰“梦林自题”，另有一枚印章盖的是“陈天孩印”。陈以周只觉得自己捡了漏，并不十分知晓“陈天孩”是何人。之后，陈以周带着这个问题拜访过萧耘春先生、高崎先生，方才知道这“梦林”原来是“浙南学界的爝火”刘绍宽口中的“天孩”陈梦麟。

　　萧耘春先生选辑的《苍南诗征》里介绍：陈梦麟(1900—1975)，原名荣宸，字天孩，晚号梦林居士，藻溪繁枝人，刘绍宽弟子，著有《秋心集》《百花集》《潜庐诗存》，晚年删存为《爨馀集》。“陈先生手抄了自己的诗作订成集子，据说陈先生的后人手上也有一本，不知道这本怎么的就流失在旧书店了。之前听说为了编地方志，有人找了陈先生家里人借集子，也只是拿到了复印本。我得了这本书，将它保管好，这也算保存一点地方文献。”陈以周说。

　　在地方文献的搜集和保存上，或许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但总是聊胜于无。陈以周曾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一本金乡人殷汝骊(曾任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次长)编的《亡国鉴》(上海泰东图书局，1915年6月初版，1927年7月12版)。陈以周说：“研读著作，从中便可了解殷汝骊的思想抱负。要是有学者研究金乡殷氏，这本《亡国鉴》或许也可以帮上一点忙。”

　　在孔网上卖掉一批多年所得的部分旧书后，陈以周现存的藏书有千余本，以采访藏书人的由头前去讨扰，使得他有些“惶恐”。“书不多，读得少，算不上读书人，只是一个好书者。”午后见着时，他刚收得一本书，是冀汸的签赠本《望山居偶语》。主张阅读无功利，但藏书应该有一个或是多个可供把握的方向。在陈以周的藏书单上，具有沉重悲剧命运的七月派作家的作品，也有现当代学人签赠本、手札，都是他的可“藏”之书。

　　何书可藏？说起“藏书”这样一个词，恐怕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很隆重，若不是作者、译者亲笔签名，也好歹是个收藏级的版本，方对得起这个词。在陈以周看来，并非所有的书都是可藏之书，也并非非“藏书”不藏。“不少藏书人喜欢古籍，但不一定要收藏。宋版书一纸千金，财力有别，转而收藏新文学，也是可以。”

　　但现如今的平装书，陈以周多为不喜。“这些书是读物不是来藏的而是‘用’的。”不仅仅是因为内容良莠不齐，还受制于现在的造纸、印刷、装帧设计等方面。现在书籍所用纸张基本是机器化学纸，而且为了方便采用无线胶装，很容易断裂，不能长久保留。线装书大都用的是手工宣纸，明清版本甚至宋元版本都经得住时间考验。“两相比较下，纸张质量就看出来了。”

　　“现在很多书的设计也不行。”为他所钟爱的是民国时期的书籍，带有典型的文人特点，朴素又古雅。封面、字体、行距、留白等设计都很考究。“书籍的内在美和外在美结合，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享受视、触、听、嗅，这样才是好的设计。”而当网络时代来临之时，电子书的出现仿若一个胜利的宣告，纸质书籍从此注定式微。比起前者，无论纸质书籍的形式如何，它都使得文字得以保存的同时又能够个性化。

　　爱买书，难免要被人问起，“买的这些书你都有看过吗？”每问及此，陈以周笑笑说，一半读，一半随便翻翻。“那为什么要买书还用来收藏？”陈以周说，读书有读书之乐，藏书也有藏书之乐，就像陶瓷，有些是来用的，有些只做欣赏。这恍若又应了《我的书斋》中的一段话，“我只读过其中的一小部分”，至于那些没有读过的书，季羡林先生说，“它们不知道是施展一种什么神秘的力量，把自己的智慧放了出来，像波浪似的涌向我来”。

　　①《亡国鉴》：殷汝骊编，上海泰东图书局，1915年6月初版，1927年7月12版。

　　②③《潜庐诗存》：陈梦麟著，手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