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在台历上的学问

　　刘文起

　　年轻时喜欢记日记，把一天里的事大大小小悉数记下，一年下来，是一本流水账。后来工作忙，日记不记了，只记工作。一年下来，一本工作笔记，芝麻绿豆西瓜撸一起，繁杂，赖得再翻。退休后闲来无事，日记、工作笔记都不需要了，有事只在台历上偶尔记点滴摘要。一年下来回头看，摘要记事的不多(退休了本来就没大事)，记得多的，却是读书心得。连起来，正是这一年读书读得的新学问，收获不少。现将去年写在台历上的文字摘抄如下：

　　1月28日，读清人刘蓉的《习惯说》。文章说他在养晦堂里读书，室内有块洼地，“每履之，足若踬焉。”但时间久了，也就不觉得了。后来他父亲命童子将洼地填平，他“复履其地”，反而“蹴然以惊。”但时间久了，又“而后安之。”作者叹道：“噫！习之中人甚矣哉！”“君子之学，贵乎慎始。”我在旁边批字道：洼者若平，平则反窒焉而不宁，何也？习之中人甚矣哉！君子慎始，否则积习成疾矣！可见当时读后体会颇深。

　　3月26日，记杨绛先生谈读书。杨绛先生说：读书好比隐身的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要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呯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啪地合上书面——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我在旁边写道：真长见识。说读书者成千上万，能如此形象、生动、幽默、精辟地说读书的，唯杨绛先生一人也。

　　4月4日，台历上记的是“鞭扑之恩。”傅山《霜红龛杂记》中有一段记他父亲：先父背上有结痏数处，每洗面时以手摸之，则泪下如雨。山(傅山)小时问之，云：“此爷爷教我读书，鞭扑之恩也，今不得矣。”我在旁边批道：教儿读书，不惜借重鞭扑，此棍棒出孝子也；为儿子者，竞知父母鞭扑亦是恩，此贤良孝子也。如此父子，如今能有几人？

　　8月5日，台历上记着：作史者，以才、学、识为三长，缺一不可。诗家亦然。三者并重，而识为先。——(清)朱庭珍《筱园诗话》。旁边有我写的字，曰：查朱庭珍史料，乃清末云南诗人，“七岁有诗刊稿于京”。有人称他“岂但滇南诗第一，目中如汝竟无人。”其《筱园诗话》是清代最后一部诗学著作。“理论价值，庶几与叶變的《原诗》并列。”《原诗》是一部继《文心雕龙》之后的又一部诗论著作，它构成诗学体系的核心。《筱园诗话》与《原诗》并列，可见其地位之高。其提到的才、学、识中的识，应该是识见、见解，即诗文的思想、观点、立意。他认为三长中“识为尤先，非识则才与学恐或误用，适以成其背驰也，”此话精辟，自古至今诗文无不出此一辙。我平时读诗不多，诗人亦知之甚少。今日不意间以一段话为我引见一位大诗人、大诗评家，幸甚幸甚。

　　10月19日，台历上记着：戴望舒《萧红墓前口占》：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旁边是我的批语：此是新诗，但胜过旧诗。简朴凝炼，多一字太多，少一字太少，人称新诗桂冠上的一颗闪耀的明珠。再查资料，知此诗写于1944年，日本仍侵占香港，从市区去一趟浅水湾不易，危险。其实，戴望舒已多次去过浅水湾凭吊萧红了。去浅水湾萧红墓前并留下诗的，据我所知还有端木蕻良。可那是1987年，他又是萧红的情人。戴望舒缘何对萧红一往情深呢？资料说：戴望舒一直是刊发萧红文章的责任编辑，他在香港《星岛日报》副刊上发表过萧红的小说《旷野的呼喊》等。正是这个原因，萧红和端木蕻良才从重庆到香港投奔他。就是在香港这段时间，萧红写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戴望舒把它全文刊登在《星岛日报》上。可见他们之间关系之好。再者，戴望舒是风流才子，以《雨巷》诗著名。但他的一生中的三次恋爱，都以悲剧结局。故他对同样经历爱情悲剧的萧红，自然别有一番感触。这就是戴望舒走六小时危险的路，到浅水湾给萧红上坟，又能在坟前随口吟出这绝世名作小诗的原因。

　　这篇批语最长，写了二三页台历纸。字又密密麻麻，但我看出当时记这段话时的惊喜。是的，读一段好文字，就像看到一个好风景，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获得一点新学问，像是农民获得一个好收成，是一个对辛劳者的褒奖。去年台历上记的，当然不只是这几段。不过，有这几段我看也就够了。这些都是我去年读书的心得，是我人生岁月流过的痕迹。这说明，尽管年过花甲，我还在长大。我在台历上，看到读书把我的学问长大的过程。于是，在年底换新台历时，我把记有这些读书一得的页面留下，以便今年在新台历上再记录时作参考对比。

　　翻开今年的新台历，我在第一页元旦的那一天上写道：“台历不应只反映岁月，更应记录成长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