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到目前为止，哲贵所写的都是一个特殊人群的故事：一群成功者，他们在中国过去三十年急剧的经济发展中积聚起财富，他们因此备受羡慕、备遭疑忌。在公众的眼中，他们在天堂也在地狱：某些世俗价值的天堂和道德的地狱。
这个人群如此容易引起争议，引起激动、激愤、不平衡，哲贵的态度却令人惊讶地平实。富贵寻常事，成功者亦寻常人，争议所发生的地方似乎不是他的关切所在，他所关切的是，这些人，在他们为自己划定的生活尺度内，所感到的寂寞、困惑、烦恼。
这就不得不提到哲贵所在的温州。哲贵的小说都有一个明确的背景，虽然他很少直接提到，但话里话外，读者能够明确地意识到信河街即是温州。温州在中国具有广为人知的特殊性，经济学中有温州模式，而近年来在公众的一般想象中，温州意味着流动逐利令人不安的如潮金钱。但温州的另一重特殊性却较少被注意到：这个在前现代地理中偏僻、闭塞的地方，有着极具韧性的、虽然也是发育不全的民间社会，这个社会有强烈的重商主义倾向，并顽强维持着相应的价值生活和伦理生活，在这里，金钱并不肮脏，它恰好就是衡量人生的基本标准，同时，商业伦理中的基本价值在这里也被充分尊重和恪守，比如勤奋、比如信用、比如一种克制低调的人生态度。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哲贵为什么这样讲述他的故事，他的世界就是温州人的世界，这决定了他能看到什么，决定了他看不到什么——他的世界里有奇异的安稳和温厚，那里的人们，成功也好，困顿也罢，似乎从来不曾想起在更广大的社会结构中分析和看待自己，他们看得不远，但是看得具体、实在，因此倒有了一种对自身的信心和耐心：能一分一寸、一针一线地抓住眼下，那么，就不必为更大、更远的事而决断、决绝。
这决定了哲贵的小说的语调：总是温和的，总是慢的，但不是从容，如果从容是对于某种紧迫而巨大的事物的自觉的坚定反应的话，那么哲贵的慢条斯理与其说是从容不如说是迟钝，一种蕴含在特定世界本质内的迟钝。
多亏了这种迟钝，哲贵的小说具有了令人困惑的特殊性：他的人物固然自信和耐心，具有狭窄而稳固的价值观，但是，某些时候，厌倦会像某种病毒一样侵蚀这个世界，太耐心了太稳固了太不被怀疑了，这个安稳的世界有时慢慢地发现，它面对着它的成功所衍生的问题，就是厌倦。
哲贵的故事通常会这样慢慢展开。他的人物有了苦恼，这种苦恼是双重的：一重是苦恼本身，另一重是，苦恼于不知道这苦恼是怎么回事，在他们的观念和词语中，没有为这苦恼做出准备，留出位置。虽然作为读者的我们通常会轻易地看出，他们的苦恼无非就是，生命意义何在？人生是否另有可能？
哲贵的小说的慢也是因为这种沉吟、这种自我寻思，这些小说都有一种温和的内省性，好比是一个从无思考习惯的人，渐渐地、困难地思考自身的生活和生命。
这个人的思考范围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他越不出他的世界，他也无法深入自己的内心，他简直是手足无措了。而哲贵深深地体会着这种无措，作为小说家他一定要想出办法来，他的办法就是寓言。哲贵的几乎所有小说，展开叙事的方式都是寓言性的，都必须也不得不借助于一个简明的、使得问题与他所写的世界的狭窄相匹配的寓言模式。
所以，哲贵的小说通常也是结束于沉吟：人物的苦恼不会使他进入精神上、生命中的绝境，他是寓言中的人物，同时他也在领会寓言，如果他陷入了绝境，那么谁来发出困惑的叹息呢？
以上所说，很难被视为对哲贵小说的赞赏，但老实说，这就是赞赏：到目前为止，哲贵成功地运用了他的限度——这种限度或局限，很难说是他天然即有的还是他深思熟虑地为自己确立的——他把这限度变成了一种力量，成为了对在公众视野中备受争议的人群的一份公正的想象和洞察。
我使用“公正”一词，并非因为哲贵在小说中做出了什么结论，这不是理论和观点上的公正，而是艺术上的公正。这种艺术公正要付出代价——他省略了，或没有看到很多东西。但这种公正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他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他看到了他所写的那些人所能看到的东西，那些人在他们的限度内所能领会的真理，他们可能是，甚至只可能是这样看待和领会自己、这样看待和领会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
我猜想，在很多年后，哲贵的这批小说会比现在很多在同一问题上发出慷慨激昂的声音的作品更有价值，因为他怀着同情，但又很可能是怀着最深的反讽之意，在小说中验证了他的人物的人性水平。
（注：作者为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哲贵（本名黄哲贵），男，1973年生。浙江苍南人。中短篇小说集《金属心》入选２１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另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施耐德的一日三餐》、中篇小说选《信河街传奇》、长篇小说《迷路》等。曾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十月文学奖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温州市作协副主席。
施耐德的一日三餐（小说集）
作者：哲贵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6月
哲贵，这个擅长集中书写富人的存在与精神状况的作家也是一个特例。他所描写的这个阶层在中国是如此特殊——他们是 个“成功者”的阶层，是一个被普通人羡慕乃至仰望的成功人群，但这个人群无所归依、空虚空洞的内心世界，在哲贵的讲述中可谓令人难以言喻的震惊。
——孟繁华 张清华《70后作家大系》总序
哲贵找到了稀缺的叙事方位——中国城市人尤其是城市中财富持有者应对世事时灵活之下表情的木讷，在漠然自保之下的怪异行踪里，包藏着内心凝积的隐疾和精神成长的疑惧，丰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所应具备的思想与审美表现层面。
——施战军
哲贵小说的新意正在于此，他带领我们去勘察成功人士那“另外半张脸”，当我们掀起神秘的面纱时，赫然发现种种病象。
——金理
文学自觉让哲贵找到了一块专属的创作领地，他把笔尖对准了信河街的富人阶层，对他们的“表里进行耐心的不带偏见的探究”。
——郑翔
理想是一种可能
——读哲贵的《金属心》
韦 陇
再后来，哲贵不写民工了，写他的信河街，写温州的有钱人。我一辈子没当过富人，虽然并不“仇富”，但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好感，总觉得富人是以财富尺度来衡量每个人的价值的。然而，哲贵笔下的富人给我别开了一个生面，信河街的富人们，似乎总是挣扎在财富欲望和道德底线的边缘，为了在物欲和良知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他们往往不遗余力，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2005年，哲贵的中篇小说《决不饶恕》发表于《人民文学》。在这之前，我和哲贵讨论过这篇小说。说实话，我对这篇小说并不看好。首先觉得有点粗糙，有几个技术环节明显没处理好，更重要的是，看起来不“真实”。《信河街》写的是一个叫刘科的浪荡子，骗走了一个叫周蕙苠的钟情于他的女人５５万元钱，然后销声匿迹。这其中的５０万元是周蕙苠从亲戚邻居那里东拼西凑借来的。周蕙苠为了还这笔钱历尽了艰辛和屈辱。数年后刘科发达了，回到信河街，想把这笔钱还给周蕙苠，并想用更大的回报来补偿她。但是，伤透了心的周蕙苠既不接受刘科的还债，更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补偿。一个极度需要钱的女人却拒绝了金钱，而且是那么多的金钱，我认为，这在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关于这一点，哲贵的意思是，他所思考的正是这种“不可能中的可能。故事，以及思想”。在哲贵的信河街系列中，一直贯穿着这种创作思维。但我还是认为，小说应该写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故事。
哲贵的信河街系列写了很多篇，从《决不饶恕》之后，《陈列室》《住酒店的人》《金属心》，一篇比一篇好。他还是坚持写他“不可能中的可能”，但已不再粗糙，通过性格刻划、心理描叙，细节铺垫以及各种技术处理，生活中的不可能已经完全变成了文学中的可能。简单地介绍哲贵小说中的故事，你明明会产生一个疑问：这可能吗？但当你真正进入了小说阅读，你顺着故事和人物往前走，你就出不来了，你会觉得，这个故事理应如此，如果故事的发展是另一个样子，反而是“可能中的不可能”了。这时我又发现，原来，对于“可能”和“不可能”的判断，其实是相对的。
哲贵这一时期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金属心》。写的是一个叫霍科的富人，因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换了一个金属的心脏。其实在这之前，由于疾病、特殊的生活经历以及无情的商场角逐，霍科的心早已和金属一样变得又硬又冷。换“心”之后，霍科无意中邂逅了乒乓球教练盖丽丽，在长时间的交往中，盖丽丽的真诚和善良慢慢地融化了他那颗冷硬的心。小说的结尾写道：“这时，他很清楚地听见自己左边心室的跳动声。他伸手去摸了摸，似乎有了一丝的温度”。
正如李敬泽先生说的那样，哲贵的小说通常是寓言式的，在寓言性的叙事中，展开他的想象和洞察。李敬泽对哲贵这一时期的创作是这样评价的，他说：“我猜想，在很多年后，哲贵的这批小说会比现在很多在同一问题上发出慷慨激昂的声音的作品更有价值，因为他怀着同情，但又很可能怀着最深的反讽之意，在小说中验证了他的人物的人性水平”。
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疑问：为何哲贵不着力去鞭挞普遍存在的富人的唯利是图和麻木不仁呢？哲贵回答说，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我写我的理解和希望，以及理想。
可以说，从小说里，我读懂了哲贵的精神世界，他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这个世界所抱有的理想或幻想。
哲贵近年创作目录
2011年
《试验品》（中篇）
——《大家》３期
《铜手套》（短篇）
——《文学界》５期
《迷路》（长篇）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4期
《信河街》（中篇）
——《人民文学》9期
《寄养的女孩》（短篇）
——《十月》６期
2012年
《跑路》（中篇）
——《人民文学》8期
2013年
《施耐德的一日三餐》（短篇）
——《收获》２期
《空心人》（中篇）
——《人民文学》７期
《我们的爱情》（短篇）
——《十月》５期
《倒时差》（短篇）
——《大家》５期
2014年
《卖酒记》（中篇）
——《江南》１期
《讨债人》（中篇）
——《十月》２期
《酒桌上》（短篇）
——《人民文学》７期
【编辑：李甫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