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易走了

■华怡

老易走了，走得那么匆忙。迩留之际，学校领导、几位昔日的老同事，都不曾到医院送行，临终时只有那神志不很清楚的遗孀和那个十二岁的养女守在床前哭泣。

据说当天没有任何症状，晚上11时许，妻子听到楼上一声巨响，便慌忙上楼。他已经从床上摔下来，倒在地板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在邻里的帮助下，拨打120，急救车将其送到医院，经医师诊断为脑溢血，抢救无效，在医院监护室静静地躺了一天，就撒手人寰了。临终时干瞪着眼，似乎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真的，他虽已七十五高龄，但这个残缺的家庭，实在有太多的事待他去完成……

易先生出生在本县一个偏僻山村，少年时聪敏好学，才华过人。解放前夕，毕业于福建省一所师范学校。新中国成立，易先生毅然投笔从戒，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零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又壮烈地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他光荣地回到祖国。旋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深造。

大学毕业后，组织上派他到北京一所中学当副校长。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他积极投入，在会议上向学校的党委书记提了不少意见。万万没有想到这些意见竟成为反右运动中，他反对党领导、反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罪状。在辩论会上，他固执已见，死死不肯低头认罪，不肯承认他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因此一连经过二十多场的批判会，最后还是戴上极右分子的帽子遣送到河北省某农场监督劳动。想不到一去竟二十年。

在农场期间，他结识了郑宗华夫妇。郑宗华原籍河北蓟县，五十年代毕业于河北师院，在一所乡村中学任教导主任。其妻郭美兰，中专毕业，与宗华在同一学校任团委书记。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夫妻双双划为右派分子，同时遣送农场劳动。易先生与他们志趣相近，生活遭遇相同，见面就很契合。劳动之暇，经常在一起，谈谈文学与人生，生活上也相互帮助，关系密切。

一九六九年农场派他们上山砍毛竹，山路崎岖，宗华不堪重负，不幸摔死在山上。这沉重的打击给柔弱的郭美兰心灵太大的创伤。她从此沉默寡言、抑郁成疾，常常一个人喃喃私语，哭笑无常。易先生痛失良友，更不忍心美兰陷于痛苦的深渊不能自拔，常常开导美兰，提振她生活的希望。

一个夜晚，月黑雲低、北风凛冽，美兰疯病突发。她披着风衣，赤着脚，披头散发，暴跳如雷、声嘶力竭地呼叫宗华！扑向江岸。易先生闻讯，追到江边，把美兰从死亡的边缘拽回。从此，美兰再也离不开易先生，易先生无微不至地呵护着美兰。

一九七五年易先生排除世俗偏见，没有考虑个人得失，毅然与身患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的郭美兰结为伉俪。

一九七八年右派改正，易先生与美兰双双召回北京任职。一九八五年易先生临近退休时，请求调回原籍，任我校语文教师，美兰同时调入，申请病退。从此，我与易先生成为同事。

易先生生活简约，衣着粗陋，形象不雅，整天穿着一套蓝色的卡中山装，脚着一双褪色的解放鞋，乍看象是一个生活困窘的农民。为人木讷，不善谈吐，很少和人交往，即使你热情地招呼，他只是点头示意，很是冷漠。但是对于带病的妻子美兰，却体贴入微，不分昼夜，总是护着她，生怕她发生不测。在家里还承担一切家务。

人家说他是五十年代北师大毕业生，评个教授都绰绰有余，而他出人意料只申报中教一级。大家为他惋惜，而他却说：“这已经很好了。”

一九九五年秋，出人意料地两个年迈的古稀老人，竟领养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婴。我听后实在十分惊奇，人们都在背后讪笑他，何年何月才能把这个婴孩拉扯大？

一天，为了这事我特地上门看望他。他正在给婴孩喂奶粉，美兰坐在身旁，呆呆地望着他。他打了一勺奶，细心地吹着，待调好了温度，再往孩子的口中送，孩子只咽下一半就呱呱地哭闹起来。他赶紧站起来，轻轻地摇晃着孩子，然后轻轻地拍着孩子的胸脯，口中喃喃地念着，象在哼一首催眠曲。我实在感念他的痴心，恳切地问他：“你们两个老人，怎么经得起一个未满月的小孩的折腾？”

他呆板地笑了一下。

“我是为了美兰的未来着想。我长美兰十岁，一旦离她而去，美兰寄身客地，举目无亲，而且神志不很清楚，生活一定非常艰难。我们把这个孩子拉扯大，让她有个伴，精神有个寄托，聊解身后寂寞。”

我深深为之感动，难得他为妻子深思远虑，多情如此。现在易先生不幸瘁死，带给人们深深的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