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温州当代块状经济与古代手工业渊源关系

■ 庄千慧

温州，在当代以商品经济的繁荣闻名海内外，各地区域特色商品经济明显。如乐清的电器产业、永嘉的泵阀业、鹿城的鞋业、瑞安的汽摩配、标准件、平阳的礼品产业、井巷采矿业、苍南的纺织业、印刷业等等。从多样性商品经济的一村一品、一乡一品，到一地一特色、一方一优势，形成鲜明的块状经济格局。

温州又自古称为“百工之乡”，手工业生产源远流长，史不乏载。而观照当代精彩纷呈的温州块状经济，无论其体量、其经济价值比古代的手工业群显得更大、更宏富。事物的发展或都有其传承关系，那么古代手工业与现代温州块状经济，两者之间存在着何种内在关系呢，就此略作如下探讨。

一、巧妇之炊——从无“米”加工的资源困局到激发块状经济大发展

自古以来，温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她发展多样性的手工业乃至块状区域经济，必然要突破资源匮乏的瓶颈制约。

《山海经·海内南经》云：“瓯居海中”，从资源饶薄角度讲，这是温州先天的“羸弱”所在。可想而知，古斥卤之地，临江濒海，地瘠不宜耕作，除了渔盐之利外，对于“民多习机巧”的温州来说，手工业生产资源贫乏缺少。

如宋明时期，温州的漆器名扬天下，销往海内外各地。然而“漆非土产，仰于徽严之商”，这是一个致命的资源局限，使生产工艺受制于人。“故人力取其精而倍其赢”，广大手工业者除了积极组织资源采购外，也就只能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力图工艺精湛，来求得产品的价格和利润空间。

再如明朝弘治《温州府志》就记有当时丰富发达的手工业生产中，遇到资源匮乏而仰仗外地供给的状况。像当时温州纺织业发达，“地不宜桑而织紝工”，“温克（缂）丝之名遍东南”，“然温地不产桑柘，须有植桑者极其垦锄之力，亦枝条短弱……市无布帛绢店，缣匹之输官者悉仰于衢、婺之丝商，机杼之家，涩于买贵，故人力取精，以倍其赢”。

人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们总是习惯把这句具先决涵义的俗话奉为成事的客观铁律，但温州人善于运用勤劳智慧，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攻破这一铁律，跳出这铁律的框框。纵观温州手工业发展史，像在本地资源空白的条件下创造出驰名的工艺精品的行业屡见不鲜。近代如温州缺乏锡资源，清代，瑞安等地生产的广锡香炉极其工巧，饮誉海内外。著名锡匠吴阿棉开设的吴恒吉打锡店制造的一只錾花锡暖锅工艺精细，表面花纹构图巧妙，风格独特，清宣统二年获南洋劝业会奖章，民国四年获美国巴拿马赛四等奖章，后来还在全国手工艺展览会上获奖。

又如温州乐清的黄杨木雕名扬海内外，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温州不产黄杨木，为使这一技艺发扬光大，黄杨木雕艺人们代代传承，发扬技艺上不断创新和不懈求精的精神，使该工艺发展不断上台阶。尤其是清末朱子常的黄杨木雕，艺术成就很高，1909年作品《济癫和尚》获得南洋劝业会国际比赛二等奖，1915年，在巴拿马赛会上，作品《捉迷藏》获得二等奖。

迨至当代，温州繁花似锦的手工业在经济形势的催发下，嬗变发展成为遍布各地的区域块状经济。但资源的制约仍然是进一步发展的门槛。温州人只能不断发挥聪明才智，多方面开拓渠道，如在外创建基地，开辟资源购置途径，发展替代材料等，保证产业的健康发展。

如温州制鞋业闻名全世界，年产皮鞋上10亿双，消费牛皮大约1000万张。温州缺乏牛皮资源，广大企业便到内蒙古等地开辟制革基地，保障了温州鞋企的用皮。同时，制革行业充分依靠科技力，努力研发人造合成革替代紧俏的牛皮资源。目前，全市仅制鞋行业就有70%的皮革资源被合成革替代，总量约1.7亿平方尺，相当于1000万张牛皮，使用于出口皮鞋和女鞋生产上。

二、商贾行为——手工业的延伸线为块状经济输送养份

温州地少人多，自然条件的制约，经商业贾自古就是先民外出谋生的门径。古籍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古人有言，扬州之域属天市垣，瓯越为扬州分野，其人善贾。而历代史料也多记有温州先民到海内外经商谋生的事例，如俞文豹《吹剑录外集》就有记载永嘉王德用兄弟得到交趾国王大量金玉货宝犀象白牛角之类宝物满船载归的记载。宋人周密的《癸辛杂识》记有“永嘉有蔡起莘，尝为海上市舶……”等记载。元朝黄缙的《永嘉重修海堤记》记载了当时温州市区市场贸易繁荣的景象：温为郡，俯瞰大海，……亭至西为市区，百货所萃，廛氓贾竖，咸附趋之”。这些记载的历代商业活动的频繁性和规模，还可以从一些什物中得到影证。像80年代，我市在瑞安出土一枚铜权（即秤砣），为北宋熙宁物。该铜权高33、腹围73.5、腹径23.5、底径21.5cm,重62.5公斤，錾刻铭文15行168字，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铜权中重量最重，铭文最多的一枚，窥此可见当年温州一带商务活动的规模。这些先人的商业活动，以温州当时的手工业为基础，如将陶瓷、漆器、纺织品等地产的产品销往海内外，同时也为温州手工业生产带来了信息和技术，促进了温州区域手工业的发展。

这种双向交换随着历史的演进绵延不断，到了清代和近代，温州的大批手工业产品便随着人们视野的开阔和海内外交流的频繁而走向世界。如温州的制伞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清朝乾隆十五年，平阳王永顺雨伞店所产的“瓯阳伞”曾远销日本、南洋，闻名遐迩。光绪三十四年，永嘉县（主要为城区，即今鹿城区）制雨伞计200户，人数有男600人，年出品数值3万余元。再如清代至民国初，织草席业作为普遍的民间家庭副业，出产草席不仅销售国内，而且远销海外南洋等地。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温州江聚盛、泉安、德大等草席厂相继开办，纷纷打出江字十二星、安字、五星等商标品牌，当时席厂多达35家，出产各种品种草席七、八万条。

尤其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后，随着政策的放开，其为温州的区域块状经济的全面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据温州市统计局提供的数字表明，目前温州市共有180来万人口在海内外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约占全市总人口的23.7%，其中很大部分从事贸易。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农民就开始迈出狭隘的农业之路，五湖四海跑供销，民间当年有“十万大军跑供销”的说法。他们走的是先人的同一条路，将温州各自的特色、商品销往四面八方，同时又以这些商品销售交易作为“垫脚石”和“敲门砖”，带回五湖四海的信息和技术“嫁接”或“栽培”在各地方的产业上，使块状产业做得更强大更多姿多彩。 尤其是当代，科技水平的提高决定了产业的扩大和发展，这更依赖于商业活动为之传递信息和技术，形成新兴的块状产业经济。试举乐清柳市的电器产业为例，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这个产业在乐清市年产值达110亿元，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42%，而在20多年前，这个产业的萌芽是柳市一部分商人到外地收购贩卖旧电器，在旧电器的拆拆卸卸中掌握了电器产品的内在结构和生产的要领，于是回家乡合作办厂，从小作坊到大集团，一步步发展到目前的区域块状产业。

三、股份经营——秉承合作做大做强块状经济规模

温州地处局促，民近而亲。自古以来，为求生存和发展，他们善于选择协力合作方法，来应对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大规模的公共项目建设方面，温州先民自古以来习惯采取合作的力量去完成。如在瓯海白象塔上就发现这一襄助合作的范例。该白象塔建于北宋，从现存于温州博物馆的该塔构件上可以看出，古塔当时并不是那一座寺院所建，而是温州各方百姓众人解囊出资建成的。如一块砖上刻有“弟子陈璇同妻侯十一娘舍财造砖一千助缘者”，另一块砖上有“潘友轲同妻康百六娘男山老默老再舍砖伍伯片”等字，就是塔顶庞大的铁质塔刹，也铸有“新河北界棠阴坊浴堂前居信女丘氏五九娘……铸造覆盘”等文字，不难想象，当年的整座浮屠，就是民众通力合作的结晶。

这种合作共赢的方式，出现在古代温州手工业领域方面也表现为规模经营的升级。试举温州古代盐业为例，温州濒临大海，自古倚渔盐之利,《新唐书·地理五·江南道》、乾隆《平阳县志·贡赋·盐政》）都有记载。宋元明清以降，盐业成为温州的经济主要和支柱产业。从地方史料记载看，这项生产活动就具有集约化合作经营的模式，盐场除了政府设盐大使等盐官管理外，其生产机构设有仓、扇、团、灶等组织。民国《平阳县志·食货志三·盐法》记载，乾隆二十九年……奏请于舥艚地方设灶招丁……设有八团三十灶，灶丁三百十七名，每丁给坛地二亩，涂田四亩……，他们按部就班在各自归属的团灶内组织从事着刮土晒坛、贮卤、伐薪、煎烧等各道工序各个环节的生产作业。从唐宋时的伐薪煎烧法发展到明清时的刮土摊晒法，展现了群体性集聚经营的图景。

反映在手工业上的最典型的股份制合作经营方式莫过于从古代直到近代兴盛于温州瓯海泽雅一带的造纸业。近年，学界人士对瓯海泽雅及周边区域的造纸作坊展开专题调研，发现了一方乾隆年间石碑，记述的就是现代股份制的雏型——当地“子玉、子任、茂九”等7户潘氏纸民，在土名叫曹路下驮潭地方建造水碓一所，“为兴之日，共承七脚，断过永远”，兴建当天就将水碓使用权定为7脚，即7股股份，并明确规定以后永远不许加脚，并“不乱随（转让意）人”，碑文中对拥有股份者有自我约束条文，如捣制要有先后次序，有捣米者优先，违者罚钱一千串归股份集体所有等等。

上述碑文表明，当年诸如这7户潘家纸民一样，凑合股脚发展造纸作坊，显然是当代温州股份制的前身。或许正是这种合作经营的方式，促进了这一带古代造纸业的蓬勃发展。

到了当代，这种股份制、合作化经营理念在在新兴的各行业里迅速膨大。1987年11月，温州市人民政府颁布《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这使脱胎于古代经营理念的这种组合形式，从劳力要素为主的人员的糜集，发展到更大规模的人员、资本要素双集聚的新境界，也使温州成为中国最先采用“股份合作企业”名称、并将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成功推广的地区。1990年，全国第一家规范的股份合作制私营企业苍南桥墩门啤酒厂成立。1993年温州的股份合作企业数量就达36887家，其中工业企业27771家，工业总产值192.84亿元,占全市当年工业总产值的56.2%。到目前，蓬勃发展的股份制企业涵盖了温州各县市区的所有产业，像乐清广大电器集团企业、龙湾一带的化工企业，以及瑞安、乐清、平阳等地食品加工业中带有古代酿造业经营铬印的水产加工股份制企业等，都是依托这种集聚做大做强得以发展。

四、品牌意识——古今同一的温州手工业经济砝码

温州人自古重诚信，重形象，品牌意识熔铸的产品形象，自古以来为温州经济的份量增加了砝码。像温州漆器工艺，在宋朝时曾名噪一时，号称“中国第一”。如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曾载“大街以东南则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什物铺……”《梦梁录·卷十三·铺席》又云：“水漾桥下……温州漆器铺”等。近代国内各地出土的温州漆器数量之多、品位之高，全国罕见。其中国宝级漆器文物三件、国家一级漆器文物10多件。在当时的温州，漆器业生产繁荣鼎盛时期，广大漆器生产业主纷纷打出自己的漆器牌子。从目前出土的温州漆器看，如江苏武进县出土的“庭园仕女图朱漆戗金银扣木漆奁”，其盖内有“温州新河（即今信河街）金念五郎上牢”朱漆题记。还有出土的“丁酉温州五马街钟念二郎上牢”、“庚申温州丁字桥巷解七叔上牢”、“丁卯温州开元寺东黄上牢”等等一批题记牌子的漆器。漆器制造者在这些牌子上写上了自己的地址，可供人找寻，写上了生产时间，可证明质量，写上了姓氏，可树立信誉形象。由此，当时的温州漆器凭借着极高的工艺水平，再配上品牌、知名度，行销海内外。

除漆器外，古代温州其他手工业产品以品牌扬名的历朝历代也多见诸史载。如宋时温州有丰和春、碧露等品牌的名酒，清代有名酒琥珀红、花露等品牌。尤其到了近代，随着人们品牌意识的增强和民族工业的兴起，温州一批优秀产品纷纷在海内外亮相。像上个世纪瑞安李毓蒙成功制造了弹棉机代替人工弹棉花，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其“双麒麟牌”弹棉机畅销全国各地，不仅国内外业界带着羡慕的眼光另眼相看，并且当时瑞安当地的同行也出现了仿冒牌子现象。该牌子先后参加上海总商会第一次展览会、上海国货展览会、京沪铁道部展览会、西湖博览会展览，均获得优质褒奖及奖章。再如吴百亨创办乳品厂，生产“擒雕牌”炼乳与英国乳品抗衡，引起了英国厂商对牌子的妒忌，名扬海内外，“擒雕牌”炼乳1929年获工商部主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一等奖和西湖博览会特等奖，为民族工业赢得了声誉。

当代，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和产品的品牌在温州越来越受到重视，已经成为企业和产品形象的符号。像知名的品牌有电器业的正泰、德力西、长城、服装业的报喜鸟、庄吉、皮鞋业的康奈、奥康、红晴蜓、打火机业的虎牌、塑料行业的华峰等等。据了解，目前，温州市共有注册商标81942枚，拥有全国驰名商标80件，浙江省著名商标 163件，中国名牌产品38个，数量居全国地市级第一，成了温州地域经济的重要亮点。

分析古今品牌意识的功用得知，这些品牌不仅为产品树形象，建信誉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品牌意识中还包含着趋吉向利等传统民间习俗成份和大众心理意趣。再举近代闻名全国的瓯海泽雅造纸业来说，据文献记载，温州造纸始于唐代。据统计，解放初期整个泽雅、瞿溪一带生产的品牌纸张好卖、带有吉祥寓意的字号消费者乐意光顾。我们仔细数点品味一下当时瓯海泽雅一带造纸业中的纸行名称，有胡昌记、黄正昌、陈茂来、林旱记、陶升记、张仁六、杨昌记等等，都带有“昌”、“正”、“茂”、“升”、“仁”等表示和包含善义和吉利意义的文字。据泽雅造纸重点村洋坑村85岁的老人徐锡春等回忆，一直以来，洋坑村就很重视自己村的造纸品牌，解放前他们村的品牌是“徐德法”和“陈志法”（法、发谐音），品牌的纸销售价比一般纸高得多，一段纸，要比普通纸高出一担谷。

包含有吉庆含义的品牌也以主流意识在当今温州区域经济中普遍出现，现代温州企业家深谙此道，如正泰、庄吉、报喜鸟、吉尔达等等，这些自古以来符合大众心理审美意趣的品牌名称，为消费者精神世界添注吉庆成份，为产品的行销增添了无形的动力，使消费者乐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