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事业当做生命，把生命献给事业”，是法学界“拼命三郎”倪正茂的座右铭。倪正茂为科研、教学事业呕心沥血，成果丰硕。截止2010年底，他已发表法学专著、合著、译著42部，论文、文章400余篇。
恰如著名学者俞荣根评价倪正茂所著《法哲学经纬》一书赋诗所言：“以史为经，以论为纬；法蕴哲理，哲理摄法；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煌煌巨篇，壮我法苑。”他的人生即以成果为“经”，以事业为“纬”，风采尽展。
法律史研究影响深远
从1961年到1980年，倪正茂几乎一个字都没有发表。“厚积”才能“薄发”，他深谙前贤的这一教诲。不舍昼夜，不遑寝息，没有节假日，也不分白天黑夜，他用了整整20年（而且是人生精力最充沛的20岁—40岁）拼命读书，几乎可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厚积”半生，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后，在丰腴的土地上，他终于“薄发”了。这一“发”，令整个学界大吃一惊。
1981年，他以《论法律的起源》一文一鸣惊人，引起法律史与法理学界的震动。
随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法律史相关研究著作。如《中华法苑四千年》、《中国法律思想简史》、《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隋律研究》等。
1987年，倪正茂出版的《隋律研究》填补了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一个空白，《人民日报》曾载长文予以高度评价。他参与撰著《中国法制史考证（甲编、第四卷）隋唐法制考》、《中国法制史考证（乙编、第四卷）法史考证重要论文选编》，曾获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著作一等奖。
2009年底，倪正茂出版的《隋代法制考》则全面考证了隋代的立法与司法，论者谓该书当成为隋代法制研究的传世之作。
《中华法苑四千年》（合著）一书，彭真委员长曾指定全国人大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要好好学习这本书”，后该书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必读书目之一。
“法律史是人类解放自身的历史，不能把法律史简单化为阶级压迫史”这一观点是倪正茂教授首次在1991年开写的巨著《法哲学经纬》中提出的；1998年在法律史学会山东年会上发表的《法律史是人类解放自身的历史》论文中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2002年，倪正茂主编的《批判与重建：中国法律史研究反拨》一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引起了中外法律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至于在《隋代法制考》等著作、论文中，倪正茂更论据充分地挑战了史学大家陈寅格先生的隋律“因北齐而不袭北周”的观点，充分显示了他的理论勇气。
法哲学研究引起轰动
1991年，他伏案半载，废寝忘食挥毫泼墨写完了近百万字煌煌巨著《法哲学经纬》。1996年出版时，再次震惊了法学界。
这本书对古今中外的法哲学问题作了一个全面的综论，其中“经篇”写了人类法哲学思想的动态发展，“纬篇”构建了法哲学体系的框架。其中，他提出了一系列前人未作或鲜加论列的法哲学家与法哲学问题，并对前人已加论述的人物和观点也提出了不同见解，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该领域第一部发表的专著。
该书被评为上海出版界50年的4本法学精品著作之一；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海内外学者则纷纷发表了高度评价的文章。《社会科学报》评论该书的出版“为我国法哲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件大事”；《解放日报》评论作者“不囿成见，不畏权威，史论结合，鞭辟入里，给法学研究阵地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日本九州大学法学院院长植田信广教授评论“此书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法哲学界也将会引起相应的注目和反响”。
该书发表后一版再版，倪教授还一再因此应邀访问日本、韩国、美国和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的高等院校。
科技法学研究走在前列
倪正茂教授对于科技法学的研究也走在了该领域的前端。1984年，他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法学界面临新技术革命的严重挑战》，引起了法学界的巨大反响。时任司法部长的邹瑜曾两次在北京法学界的大会上要求大家研究这篇文章。从此，全国法学界掀起了研究科技法学的热潮。
此后，倪正茂发表的《科技法学导论》被誉为该学科的“奠基著作”，并接连出版了专著《科技法学原理》、《科技创新与法制建设》、《科教兴国与科技法制建设》等科技法学方面的著作。《解放日报》曾以“科技法学研究的马前卒”为题，赞誉倪正茂为“科技法学的奠基人”。
倪正茂在法学研究上从不停步，他长期坚持理论创新，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原先的法律史、科技法、法哲学三大领域卓有成就的基础上，在生命法学、法律战理论、比较法学、激励法学四个新的领域也作出了新贡献，得到社会各界热切关注与高度评价。 （方乐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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