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九姐妹——矾山街妇女党支部活动追记
通讯员 邱新福
九朵金花光荣入党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她们以默默的工作为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在历史长河中，她们是一朵朵不显眼的革命火花，但中国革命也正是由这些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
韫山小学(又名石宫小学，矾山一小前身)，坐落在矾山镇杉山的石宫，原是纪念明矾始祖的庙殿。因庙后有块大石，故取名为“石宫”，该校既是地下党的联络站，又是革命的摇篮。好多的地下党员都先后在这里当过校长和教师、学生。 鼎平县委领导经常在这里落脚和秘密开会，有不少重大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决策。
韫山小学学生陈大妹、陈荷花、卢红洋、林清香、朱美兰、朱爱娇、陈大香、李采英、杨崇善等9人都是思想进步的爱国女学生。她们在陈伯弓、朱善醉、郑孔信、张传朴等革命教师和工友邱新海等人的影响下提高认识，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是人民 的大救星信念。一次晨会，校长朱善醉慷慨激昂地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声泪俱下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惨无人道的暴行，使她们深受爱国主义教育，在心灵 深处播下抗日种子。她们积极参加朱善醉组织的抗日救亡团，张贴标语，演出文明 戏，以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生动的演出感动了群众，当场有的掏出腰包，有的捐出外衣，援助苦难的同胞，支援抗日前线的战士。由于思想 进步，1937年至1938年，陈大妹等九人在鲜艳的党旗下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 奋斗终身”。
为了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临时省委派郑丹甫、林辉山、欧阳宽、陈伯弓到矾山发展党的力量。1937年冬，鼎平县矾山街妇女党支部成立。陈大妹任书记，陈大香和李采英分别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从此9位女党员结成9姐妹，成为矾山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
巧计掩护地下活动
那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捕杀共产党员，掀起白色恐怖的年代，但是矾山街妇女党支部仍然机智勇敢地掩护地下党活动。
陈大妹家住矾山镇内街(现为长春街60号)，其父是开米行的老板，为人正直 ，同情贫困人，思想倾向革命。大妹的嫂子也是共产党员。因此地下党决定秘密联络站设在陈家，由陈大妹任联络员，支部同志为通讯员。每次地下党组织秘密会议都在陈大妹家召开。但陈家三面处境危险，左边是国民党乡丁陈大贵的家，右边是矾山有名的孬仔国民党狗腿子曾呈实的家，前面不远处是吃人不吐骨的伪区公所所在地。环境虽然恶劣，但是陈大妹和她的支部警惕性相当高，对敌办法多种多样。
为麻痹敌人，转移视线，陈大妹几乎每天准备好酒菜佳肴，放在隔壁陈大香(党员)家，利用她哥陈大贵拉拢盘查的国民党兵，让馋嘴的伪官兵喝得酩酊大醉。每当夜晚，陈家则变成热闹的娱乐场所，韫山小学的教师成为这里的常客，在这里唱歌，讲故事，谈笑风生。敌人以为是一些教师、学生说说喝喝便不予理会。就在敌人亳无防备之机，地下党的刘先、陈伯弓、朱善醉、蔡爱凤等从后门小山路进入。他们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部署对敌斗争。开起会来就三更半夜，甚至通宵达旦。陈大妹和姐妹们轮流站岗放哨， 彻夜未合一眼。大妹为掩护同志，特地弄了一头大猪，取名“阿花”，每当地下党同志离开之前，她总是先将“阿花”赶出门外撒尿，借机开门察看动静，让同志安全离去。支部老党员陈荷花记忆犹新地说，1941年4月11日晚，地下党发动霞关暴动夺枪事件的前夜，陈伯弓、朱善醉、欧阳宽、张传卓等地下党员就是在陈大妹家策划的。这次暴动成功，共缴获平阳县自卫队驻霞关部队的长短枪25支和一批弹药 ，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1937年至1941年间，在陈大妹家联络站，地下党活动不计其数，但每次在妇女党支部掩护下都安然无恙。
全力营救革命同志
1938年春的一天中午，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朱善醉正在内街橫穿而过，被凶恶的国民党自卫队队长陈必达抓住，以故意冲击自卫队的马头的罪名，把朱吊在区公所屋檐下，打得遍体鳞伤。消息传开，矾山街妇女党支部召开紧急会议，组织营救行动。党支部派陈大香等去向鼎平县委书记陈伯弓汇报，派朱美兰到石门迎接陈伯弓的队伍，派陈荷花冒着危险为朱善醉送食物并通风报信，派陈大妹以同族氏姓关系到区公所讲理要求释放朱善醉，派杨崇善去韫山小学与党员教师郑孔信、曾呈鹏以及工友邱新海等共同发动全校师生罢课抗议，逼使国民党反动政府不得不把朱善醉释放，斗争取得胜利。
慷慨解囊支持革命
当地下党活动经费发生极度困难之际，矾山街妇女党支部个个捐资捐粮 。陈大妹家开米行，她趁每晚帮助父亲点数银子和铜片之机，抓一把塞进自己口袋，就这样日积月累，一次次送给地下党作活动经费之用。有一次地下党急需一笔资金军用，一时无法解决，被陈大妹知道，她私自拿父亲的白银27块，连同自己的金戒指，一并交给朱善醉。据陈荷花回忆，陈大妹多次资助地下党，仅金戒指就有4枚(每枚五钱重)，金耳环1对，连陪嫁的120元也奉献出来。
1938年秋，陈大妹向党组织提出奔赴抗日前线的要求，得到批准。她与共产党员李若波动身前到前歧，连续两天寻找郑丹甫未果。后来陈大妹的夫家对娘家施加压力，并派人四处寻找，结果在前歧一家客栈将陈大妹找到。陈大妹虽然不能如愿，却慷慨地从身上拿出全部积蓄50余元送给李若波作盘缠之用，支持他去延安。
1938年冬，浙南特委派妇女部长蔡爱凤和青田县来的大学生林碧如先后来矾山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吃住都在陈家。有一次蔡爱凤到马站去活动，陈大妹送给她一件旗袍，让她打扮成阔小姐，避开敌人注意。
陈大妹在支部经常说自己为党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党的革命成功就是自己的幸福。
面对严刑坚贞不屈
皖南事变后，局势非常紧张。1940年7月，一次朱善醉派邱新海送来一张条子给陈大妹，内容大意是明天有个同志找你有事商量，见面地址由你自定。
第二天，那个陌生来客通过暗号与陈大妹接上头，陈大妹带他到矾山四份内庵堂。在场只有卢红洋、陈大香。那个人布置了抗日救亡任务和支前工作后便走了。后来才知道此人是矾藻区委书记兼鼎平县委民运部长邓星希。一年后，即1941年7月 ，邓星希叛变投敌，出卖党组织名单，矾山街妇女党支部名列其中。于是陈大妹、陈大香、卢红洋等3人被捕，其他同志闻风逃脱。
在阴森的监狱中，陈大妹身受严刑拷打，十指夹棍，灌辣椒水，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她忍受伤痛，始终守口如瓶。敌人无可奈何，只好把邓星希拉出来当面对质，陈大妹怒目鄙视叛徒，斩钉截铁地说：“要命一条，其它都不知道!”后来陈大妹的父亲用金钱买通了绅士王怀，陈大妹才被担保释放。1941年后，国民党加紧“清剿”，环境更加恶劣。鼎平县委两任书记陈伯弓、欧阳宽，宣传部长朱善醉先后壮烈牺牲。刘先、林辉山北上抗日。鼎平县委基层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从此矾山街妇女党支部与党组织也失去联系。
在陈荷花回忆中最痛苦的是与党失去联系那几年。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清剿”，环境恶劣，革命处于低潮，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矾山街妇女党支部也犹如离群孤雁。直到1946年，鼎平县委才恢复，党派陈勉良、肖怀高等到闽浙一带活动，矾山街妇女党支部的活动也恢复正常。解放前夕，她们组织妇女打草鞋、制袋子支前，直至解放全浙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