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金乡话”

杨勇

金乡卫城设立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曾是历史上浙南沿海军事重镇；在温州经济的改革发展史上，金乡小商品经济的发展模式曾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作为典型的明代卫城方言岛现象，金乡话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金乡话伴随金乡卫城的建造初步形成。

夏克庵编撰的《金乡镇志·兵制》中有：“金乡卫，明置指挥统千户所。守御旗军，四千九百二十八名。”这些洪武初年金乡卫的驻屯军士大多系平阳县以外的苏浙抽籍军，由于军士升调移防频繁, 最初一批的军士无法久留，早期的金乡卫城话肯定是经历一段时期的磨合才能初步形成。明中期以后, 卫所屯丁发展为“军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军户家庭人口逐步繁衍、扩大，卫所屯驻地开始构建姓氏血缘团体。至今金乡城内街巷建筑等多以姓氏与官名命名, 如吴衙桥、张家桥、鲁衙桥、王衙巷、杨衙巷、萧衙巷、朱宅巷、李宗祠巷、宋家巷等。根据家谱材料，这些姓氏大多来自浙北苏南淮南一带。浙北一带的吴语至今在金乡话中仍能寻到痕迹，根据声母韵母声调等音韵对比，金乡话从性质上属于吴语。

清顺治戊子年（1648）五月至八月，闽寇陈仓围攻金乡城，攘劫甚酷。顺治十八年(1661) 迁界, 金乡卫城内的军户向外迁徙，展界后返回卫城者寥寥无几，城外人口开始进入卫城，卫城的独立性丧失，金乡卫城话吸收了城外蛮话方言的词汇。清中后期，军户家族形成并趋于稳定, 军户与非军户融合, 到了嘉庆（1796-1820），金乡有“户一千七百八十二，口六千九百六十”。这个时期的金乡话，随着军户地方化的最终完成，加上无重大的政治军事影响最终正式定型下来。

可见，金乡话作为一个方言岛现象，它与金乡设卫的军事移民有密切的关系，金乡话的定型与军户地方化密切关联。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一定的排他性，从方言文化角度，更强调弱势方言与强势方言在接触中的影响。其实，金乡人说金乡话这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我不止一次听人抱怨，是金乡的城墙、护城河阻碍了金乡的发展，甚至把金乡话作为排外的罪魁祸首，这真让人匪夷所思。其实，金乡卫城居民从一开始就是外地迁入，逐步与当地社会的其他群体融合，何来排外之说；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金乡人更是积极向外发展融入其他地方。另外，从明清时期金乡卫城内外文人们的“交游酬唱”诗中，也可以看出金乡卫城内士人对外来文化包容的程度。今天，上了年纪的金乡城内人，基本都能主动地用温州话、闽南话、蛮话对外交流。

金乡话具有“官话”的特点，这是金乡卫城建制在方言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这本无可厚非；加上带着浙北吴语柔婉的腔调，在城内女人优雅的举止背后，鲜活的城内口音演绎些许的高傲与端庄，这同样与颐指气使无关。在我看来，“城里”、“城外”只是地域的差异，而隔阂都是因为内心的偏执造成。

金乡话是金乡人的口头语言，更是金乡卫城独有的方言现象，如今，我们很少有人意识到金乡话作为金乡“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保护需要传承，只有当这些城内口音突然有一天消失在我们的耳边，我们似乎才能读懂他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