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追记优秀的革命女战士吴生平
吴生平同志（原名吴桂英），1918年12月23日（农历）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南宋乡（现为苍南县矾山镇南宋办事处）。1936年4月参加革命，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服从革命需要编入新四军。在苏中时期，她任苏中保安科长、二区治安员，为粉碎日寇对根据地的扫荡做了大量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淮海军分区保卫干事，淮安市公安局侦察科员，派出所所长，战区特派员、公安局副局长、江苏盐城公安局长等职。在此期间，她勇敢积极、卓有成效地开展反“清剿”斗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她历任华东海军情报处参谋，空军驻上海情报科副科长，总参情报部参谋等职，为我军情报工作做出了成绩。1955年，吴生平转到政法部门工作，任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庭副科长。1963年调到北京，任最高人民法院民庭副局级审判员，后任西南三省（云、贵、川）司法专员。在司法部门，她严格执法，是个好法官。“文革”中，她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文革”后，恢复工作，为中央平反“冤假错案”做出了贡献。
程文芝
刘英：“你这么小就参加了革命，生平都交给了共产党，你姓吴，就叫吴生平（无生平）吧！”
1997年5月29日，优秀的革命女战士吴生平同志在上海华山医院逝世，享年78岁。最高人民法院在她的悼词中说：“她在少年时代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吴生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吴生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农历1918年12月23日，吴生平（原名吴桂英）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南宋乡（现为苍南县南宋镇）。吴桂英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妹妹最小，二弟年龄不大就夭折了。吴桂英的父亲是个有文化的农民，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当私塾先生开馆教几个孩子启蒙识字，补贴一点家用。当时她和同村的李慧娥、陈金笑、吴佳琯等因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而成为知心朋友。那时吴桂英的字写得不错，方正有力，颇有男子气。
吴桂英从小脾气倔强。在那个时代，尤其在农村，女孩子到了七、八岁还要缠足，家里长辈也给她缠，她就联合当时在新式学校念书的李慧娥等人，和封建陋习作斗争。家里拿她没办法，后来也只好由她了。
20世纪20年代，国家积贫积弱，人民生活十分疾苦，南宋乡的许多知识青年到上海、广东闯天下，寻求革命真理，其中就有吴毓和欧阳宽等人。吴毓是吴桂英的三叔，系中共早期党员，曾参加黄埔军校学习，荣获一把剑鞘上刻有“蒋中正”字样的军官短剑，该剑现由吴晓光（吴毓之子）保存。20世纪30年代初，吴毓和欧阳宽等人被中共中央派往浙南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因为斗争非常残酷，需要保密，更需要成员的忠诚，吴毓和欧阳宽只能首先在自己的亲族中挑选，所以闽浙赣边区游击队最早的基干力量在南宋乡主要是吴姓和欧阳姓子弟为主，吴姓是大姓，所占比例更大。
1936年初，吴桂英跟着吴毓开始参与地下党的工作，主要是传递消息，有时联系李慧娥等人搞些宣传演出工作。因为她年龄小，又是女孩子不起眼，工作也需要，吴毓常派她担任秘密交通工作。当时红军被国民党政权称为“赤匪”，是要杀头的。为了工作方便，也为了家里亲人的安全，有一天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刘英政委对吴桂英说：“你这么小就参加了革命，生平都交给了共产党，你姓吴，就叫吴生平（无生平）吧！”从此，这个名字就伴随了吴桂英的一生。
她左右开弓，百发百中，教导队中称她“双枪女杰”。
1937年3月，吴生平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吴生平和李慧娥等参加了平阳北港“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根据实际情况，李慧娥等回到地方坚持斗争，吴生平留在红军挺进师，分到部队卫生所学习当护士。没过几天，她给一位军医当助手，为一名腿伤化脓的战士做患部切开引流手术。吴生平没有经验，离伤口很近，手术刀刚划开皮肤，一股脓血溅到她脸上身上，红的血绿的脓，臭不可闻，做手术的战士痛得直叫，吓得她转身就跑，找到粟裕，坚决要求下连队，弄得粟裕也没办法，只好答应了。
吴生平是左撇子，小时候没少挨其父亲的打，非要让她纠正过来。经过多年努力，吴生平双手都会拿笔用筷子，但写字用右手比左手好，拿筷子却是左手比右手更灵活，她父亲也没办法，只好默认了，无意中为她后来打双枪创造了条件。
吴生平在红军游击队和平阳地下党时期，接触最多的是吴毓、刘英、粟裕、欧阳宽等人，后来残酷的斗争中，吴毓、刘英和欧阳宽等领导人先后牺牲，吴生平最亲近最直接的领导就是粟裕了，一直到1949年“三野”进驻上海后，粟裕奉调北京任国防部副部长才分开。
国共合作后的1938年3月，在浙南的红军挺进师奉命开赴安徽岩寺集结，吴生平所在的红军挺进师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整编后，吴生平参加了所在部队的新丰、新塘、句容、下圭塘、水阳、小丹阳等多次战斗。
1938年底，吴生平被派往军部举办的教导队（军事类）第二期培训学习。当时的新四军教导队是为培养政治、军事干部的，每期时间半年。培训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第二类是以军事为主，政治为辅。第一类着重于政治理论，第二类教导队的政治课与军事课的学习时间和内容都是三七开。政治队的学员主要是从各地来的青年学生、店员、工人等。军事队的学员主要是从前线调回来学习的。新四军教导队分为八个队，第一至第七队为男生，第八队为女生。吴生平在第八队，和吴生平同期的队员还有张茜（陈毅夫人）、邓六金（曾山夫人）等。
每天清晨，当嘹亮的军号声划破黎明时，吴生平等学员们便集中在操场上进行队列训练。吃完早饭，接着就上课，下午有时上理论课，有时讨论或学习游击战术，有时练习步兵操练基本动作或到野外进行军事演习。在教导队学习期间，吴生平的政治理论得到很大提高，军事技术日益精进，特别是使用双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教导队中称她是“双枪女杰”。她特别喜欢枪，南征北战，身边总是带着两支手枪。
在教导队学习期间，她常和当时在教导队任教员的陈铁军、学员王烈坪、吴高谈、项银莲（女）等平阳老乡在一起交流学习体会和回忆在浙南的革命斗争往事。不久，她和军部情报处雷科长（福建人，老红军）恋爱结婚。
1939年2月7日，军部在中村召开政工会议，她听取了项英副军长和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的报告。会后，刚从抗日前线回来的粟裕副司令员找到吴生平、刘宏玉等10多个在教导队学习的当年跟他在浙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同志，开了个座谈会，征得教导队同意后，吴生平等随同粟裕副司令员奔赴苏南抗日前线。在苏南的二年时间内，她和战友们一起在溧水、溧阳、句容一带参加了一系列的战斗，为创建和巩固茅山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她在做好情报的同时，又做好抗日宣传工作。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吴生平丈夫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当时吴生平在苏南因怀孕临产，听到噩耗痛哭不止，悲愤难抑，彻夜不眠，小孩叶星出生后一等满月就托咐给革命群众抚养（直到9岁），她立即向首长要求继承丈夫事业，到军部情报科工作！
粟裕司令员同意了她的要求，并联系军部情报科陈啸奋帮助她熟悉工作。一个月后，根据工作需要，吴生平和陈啸奋一起调到苏中保安处。吴生平任苏中保安处情报科科员，二区治安员。在这段时间，她和时任新四军苏中保安处情报站主任、苏中联抗特委社会部长徐盼秋等人联系十分频繁。在苏中，她强忍亲属牺牲带来的痛苦，克服孩子年幼需要照顾等困难，不畏艰险，开展各种群众运动，为粉碎日寇对根据地的扫荡做了大量工作。
为了准确地掌握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布防等情况，吴生平常和陈啸奋（后经组织批准，她们两人结为夫妻）身穿便衣，到国民党沿线防区侦察，弄清了情况后，及时汇报，有时编成文稿送给上级和粟裕司令员。
她在做好情报的同时，又做好抗日宣传工作。当时，她在敌后天天转移，夜行日宿，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作侦察工作和群众工作。在敌占区，她常秘密和地方党组织联系，获取情报。她一到村庄住下来，就请地方党组织的同志商量工作，有时地方党组织同志主动找来介绍敌情、民情，并协助派人到敌人据点了解情况。吴生平积极地密切配合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比如要某一地区开展工作，她就去那里活动，联系部队协助地方打击顽固势力，和地方党组织相互配合共同开僻新地区，壮大抗日力量。在新四军控制的地区，吴生平常常采取三五成群的开群众会的方式，宣传群众、消除群众的顾虑，提高群众对抗日的信心；群众对日本鬼子烧杀淫掳的暴行恨之入骨，她就宣传打鬼子保家乡的道理；有的群众怕汉奸向鬼子告密，她就宣传防奸保密的意义，共同作好保密除奸工作。
在苏中地区，她努力帮助地方建立递步哨等组织。递步哨是群众性组织，一家一户轮流值勤。具体任务是在村头路口站岗放哨，嘹望敌情，传送情报，盘查坏人，护送部队同志和地方同志。这种村村开花的递步哨形成了岗哨联络网，既能监视敌人，又可搞好通讯联络和情报工作，为吴生平等开展敌工、情报、交通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反强化治安，是对敌斗争的重要方面。日寇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加强政治攻势。如搞强化治安，建立伪政权，控制伪乡、保长，为其派粮征税。同时宣传“日中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等谬论。吴生平她们对伪乡、保长，采取不同的做法：在中心区，民主政权一建立，即废除伪政权，伪乡、保长原则上扫地出门。少数地方仍留用伪乡、保长，但这些伪乡、保长，实际上是抗日的乡、保长，他们表面上应付鬼子，背后帮助新四军做工作；在边沿区，有些是两面政权，乡、保长是当地人，因有家有产，吴生平就允许他们为鬼子派点粮征点税，但也要为新四军办给养，购买盐、药品及送情报。少数死心蹋地为鬼子效劳的伪乡、保长，吴生平她们一有机会，就狠狠打击，逼得铁杆伪乡、保长惶惶不可终日，只能龟缩在鬼子据点内不敢露面。
争取伪军是对敌斗争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敌后多数据点都是伪军多于鬼子，少则几倍，多则十几倍。伪军中有不少当地人，比较熟悉情况。敌人“清乡”和“扫荡”，伪军总是打头阵。因此，做好伪军工作，分化瓦解伪军是对敌斗争的重要任务。分化瓦解伪军，吴生平主要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利用伪军亲属关系，晓以民族大义，送宣传品、写信，教育伪军们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要甘心当汉奸，沦为民族败类。不能只看眼前，应该想到长远，日本鬼子在中国不会长久的。以上办法，效果较好，有些伪军士兵为吴生平、为新四军传递消息、逃离部队，有的参加了新四军。
解放战争时期，她身体虽然不好，但谢绝组织上的照顾，坚持留在敌后斗争最紧张的淮安地区，开展反“清剿”斗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劳。
脱下军装，从事法律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她历任华东海军情报处参谋，空军驻上海情报站副科长，总参情报部参谋等职，为我军情报工作做出了成绩。解放后国家处于和平时期，需要加强经济建设，1955年吴生平服从命令听指挥，脱下穿了二十年的军装，离开部队到天津市任高级法院民庭副科长，1963年，调到北京，任最高人民法院民庭副局级审判员，从事民法方面的工作。后来，任西南三省（云、贵、川）司法专员。
“文革”期间，吴生平被下放到劳改农场劳动，其丈夫陈啸奋将军（时在总参情报部工作）被投入秦城监狱（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平反）。20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部长，在他的主持推动下，全国开始进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也成立了一个班子，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吴生平是主要成员之一。经她之手平反的冤假错案多达四十余人。
吴生平同志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忠心耿耿，共产主义信念坚定，时时处处以革命利益为重。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中国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
注：本文根据吴生平次子陈威回忆文章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