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日报记者 黄之宏
大大小小、各地各级媒体的报道，贴满在方培林会客室的这面剪报墙，显示着他在民间金融改革里的特殊身份。
1984年9月25日，方培林在苍南县钱库镇横街的家中挂上了“方兴钱庄”的牌子，争议随之而来。1985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董朝才，这位被民间视为改革知音的市委书记不仅在争议面前支持方培林，更希望央行批准牌照。中央来调研的人却不客气地告诉方培林，他们会让他个人办银行的梦落空。一年后，总行发来电报，拒绝发给私人钱庄金融业务许可证。方兴钱庄，在两年半的合法经营后，转入半非法的地下状态。
2000年，国家刚一出台《担保法》，方培林马上成立了第一个担保公司。2005年，方兴担保公司开创“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这种“四方得益”的担保贷款模式，2年后在国家《第三方存单质押贷款管理规定》里得到回应。
2008年以来，小额贷款公司是他新的目标与奔头。而这，正是他对温州金融改革试验的破解。
“也许是巧合，也许，我们真的在推动改革。”方培林回顾一路，并不讳言“试错”，他反有一种自我安慰式的解嘲：“如果我当年没有开钱庄，就没有后来的文件禁止，也没有后来股份制银行的形态。” 他觉得，是他吃的第一只螃蟹，引起中央对民间金融机构化的重视。
此后，休息了十年，也想了十年。方培林东山再起时，张口“中央某文件”、闭口“条例的解释”，已学会从国家的条条框框里找关键词，找舞台。“当时我看到国家‘担保管理办法’提到第三人，这第三人等于是第三方，正是社会力量。”方培林发挥了一字突破的无限功力。2000年，他抓住第三方抵押贷款担保业务，他的方兴担保又一次吃了第一个螃蟹。
2008年之后，方培林最重要的发现是“小贷公司”。他近乎惊奇地发现，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来推动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方培林说，改革开放前国家对民间金融是取缔的、要打击的；改革开放后，中央对民间金融市场管理很无奈、很苍白，一直没有拿出“好东西”。
方培林所指的好东西，就是2008年银监会、人行发布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这很了不起，改革开放前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文件。中央说得清楚，第一办到农村去、办到欠发达地区去；第二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注册资金门槛最低只用500万，第三，没有名额限制。”
中央对小贷公司的设定让方培林看到民间借贷阳光化的希望。
如果实行备案制而非限制数额、抬高门槛异化成大企业俱乐部，那么每个村镇都有一两家小贷公司；如果出现充分多的小贷公司，形成竞争，用《公司法》进行管理，那么民间贷款利率经过市场调节可能降下来；如果各地网点众多的小贷公司互通形成网络，形成行业协会，那么借贷风险能降低……最终，民间借贷生活在阳光之下。
这四年来，方培林把这个文件仔仔细细读了十几次。温州金改的解读，强化了这种理解。“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在民间普遍认为“含金量”最高的这句话里，方培林看到的是国家鼓励大家办“小贷”：“中央甚至是诱惑我们，让大家赶紧投身到小贷公司。”他觉得境外投资、村镇银行都是漫长的过程，如今的温州金改拖不起、等不起。时不我待，“小贷”才是多快好省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