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鱼的叫喊

缪克构
一
冬日的一天夜里,我突然清晰地梦见了父亲。这个渔佬儿还是旧时的模样,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在海滩上忙忙碌碌,好像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梦境中最为奇特的是,一群黄鱼发出叫喊,从海上如飞沙走石般席卷而来,吓了我一身冷汗。
前几天我大哥从温州乡下带了几条黄鱼来,隔几日我就做了这样的梦。捕鱼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15年了,经历了那么长的岁月,他仍然固执地夹带着黄鱼的叫喊来到我的梦中。在电话中我便告诉了姐姐,“怎么这么奇怪?好多的黄鱼,还发出了叫喊。”
“是什么样的叫声?”
“咕咕的声音,像窃窃私语。很浑浊,冒着水泡。”
“爸爸以前说过,大黄鱼在产卵时会发出咕咕的叫声。夜里在海上,听到的都是这样的声音。他就睡不着觉,心里开心。那时候打回来的都是一船一船的黄鱼。我们姐弟四个,都是吃黄鱼饭长大的。”
“怎么会有那么多黄鱼?野生黄鱼,现在很难得能吃上一条。用网真能捕那么多鱼吗?”
“是敲来的,都说叫‘敲鱼’。一船又一船的黄鱼,放不住,就剖成鱼鲞,屋前屋后晒满了。”
“怎么‘敲’来的?为什么叫‘敲鱼’?”我很好奇。
姐大我十岁,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她也讲不清楚。
我心里就老想着这个事情。隔几日,终于坐不住,利用休假时间,坐着动车回了趟老家,查县志,访渔民,想一探究竟。
二
据1992年出版的《苍南县渔业志》记载:“(温州)苍南县海域的大、小黄鱼由1-3月越冬渔汛和4-5月产卵渔汛构成。1-3月,大黄鱼常栖于40-60米深水域越冬,小黄鱼常在60-100米深水域越冬,构成越冬渔汛。4-5月,随着台湾暖流势力的增强及鱼类生理上的需要,大、小黄鱼先后进入本海域向北或西北移动,进行产卵,形成大小黄鱼汛。1956-1975年这20年中,‘敲 (舟+古)’时起时消,致使小黄鱼在60年代中期,大黄鱼在80年代初期相继消失,形不成渔汛。”
“敲(舟+古)”捕鱼,是不是小时候常听到的“敲鱼”?渔业志里没有详说。苍南县原属于平阳县管辖,1981年独立建制,于是我又找来1993年出版的《平阳县志》,里面有一节专门对“敲(舟+古)”作业作了记述:“这是一度一哄而起的破坏性作业。1956年6月福建惠安县渔船,在(平阳县)石砰乡海面开始敲(舟+古)捕捞大黄鱼获得高产,渔民纷纷仿效。”而所谓“敲(舟+古)”,就是“以大群渔船敲响竹杠,利用震动来围捕黄鱼,一次围捕几十万,使大小黄鱼因脑部的受震荡浮水而死。”
黄鱼属耳石科,每条黄鱼的头部都有一对耳石。我小时候常听到这样的故事:每条黄鱼的脑袋里都有一对小石头,春天打雷的时候,黄鱼都会从海面上探出头来,听雷声隆隆……
没想到,就是利用黄鱼头部的一对耳石,渔民们想出了敲(舟+古)捕鱼的方法。
然而,敲(舟+古)究竟是如何作业的,县志里虽有记载,却语焉不详。好在,与我父亲同时代的渔佬儿还有些人在世,我四叔小时候也跟着我父亲下过海,对这段历史,都有着深刻的记忆。黄昏的时候,我便请了他们来姐姐家饮酒,等到脸色酡红,大家牵出了一大堆热闹的旧事来。
据说,每到捕鱼季节,几个村庄的青壮年就集中在一起。捕鱼的船队由两三只大船,近百只小船合成一艚。小船放在大船上,开到有渔汛的海域,再放到海面上。每只小船上坐两三个人,有风时起帆,无风时摇橹。大船由马达驱动,各有一名船老大负责掌舵和指挥。我父亲16岁下海捕鱼,20岁时就做了船老大,算是一个叫得响的人物。
船队开到海域,大小船只很快列成一个“人”字形。小船听从大船上挥动的旗帜的指挥,一起敲响绑在船舷上的竹杠,近百只小船齐声发出“梆梆”的巨大合音,通过水波震动,传到黄鱼的耳朵中。海面下的大小黄鱼被震得头昏眼花、神经错乱、狂躁不安,乖乖地被船队赶着往前窜。鱼群越聚越多,海面上浮成一片,甚至把小船挤得歪来扭去。大船在前头张网等候,等鱼群进入网阵,从两边包抄,将渔网兜紧,只见黄鱼如小山般堆积起来,从海面上拱起。一把又一把大网兜从船上伸下来,一勺一勺将大小黄鱼统统捞到大船上,船舱不一会儿就堆起黄灿灿的鱼山……
村中上了年纪的人讲,渔船出海捕鱼,往往会作业好几天。船上的人员有明确的分工,谁掌舵,谁起帆,谁举旗,谁烧饭……都一一排定。敲(舟+古)捕鱼是村庄中的大事,人群聚集如过节一般,每当船队满载而归,公社的仓库里黄鱼就堆积如山,四面八方的鱼贩子纷纷划船而来,在水系密布的村庄码头买走一船又一船的黄鱼,剩下的黄鱼则分到每家每户去。为了防止黄鱼变质发臭,渔民们把它们剖成鱼鲞,晒成鱼干再卖出去。据县志上记载,1957年底最高峰的时候,全县共有敲(舟+古)渔船38艚,投入大小船只1300多只,下海劳力约7000人左右,1957年共获黄鱼2万吨左右,产量比1955年增加了20倍。那时的黄鱼价格非常便宜,一毛四分钱一斤,还常常卖不掉,甚至发生将变臭的黄鱼大堆大堆倒进茅坑的事情。
三
从有记忆开始,我常见父亲在不出海的午后,在屋檐前晒太阳。走街串巷的瞎眼唱词人,左手搭着引路少年的右肩,右手拄着竹子拐杖,“笃笃笃”从石板路上一路走来,到我家门口坐下。牛筋琴,扁鼓,三粒板,一字排开,唱起一曲温州鼓词《征西大传》或者《说岳》。七字句式,韵文、道白相间的鼓词,让我的渔佬儿父亲觉得很陶醉。母亲烧上几条黄鱼,端上白米饭。我看到唱词的盲人喉结滚动,直咽口水。那是我作为乡村少年,最温暖最深刻的记忆。
那时我的渔佬儿父亲年轻力壮,作为一名船老大的声威名扬乡里。他有四个弟弟,三个儿子,连走路都喜欢发出铿锵的声音。他觉得有了近在咫尺的大海中取之不尽的黄鱼,根本不用担心将来的生活。他很感激1956年从福建惠安传入的敲(舟+古)捕鱼术,使黄鱼的产量一下子就翻了几十倍。之前,他带着大伙儿靠夹网、拖网、擂网,根本就捕不了多少鱼,而竹杠那么一敲,黄鱼的肚皮就纷纷从海面上翻起,一船船的黄鱼几乎唾手可得。
但他很快意识到,鱼群大量消失。那些鱼儿不是逃走了,而是大群大群、举家老小被捕捞上来,填进了饥肠辘辘的肚皮里。看着那些手指大小的黄鱼被垃圾一样扔在一旁,他显得忧心忡忡。他打算放大网眼,好让那些鱼子鱼孙逃生而去,繁衍后代。他还没来得及这么做,县里开始动真格的了,采取措施,要彻底禁绝敲(舟+古)作业。
对这些,他一点都不陌生。1956年,因为敲(舟+古)作业的产量奇高,县里开始时推出的是扶持政策,银行放贷支持,发展渔业五艚,大小船只达百余只。1957年初,县里意识到这种滥捕滥杀的行为,会使大小黄鱼灭绝,于是开始限制艚数,划分渔场,并确定五月到七月半为禁渔期。到当年10月,敲(舟+古)作业更被全面制止,全县30艚渔船全部转产。但到1960年,农业歉收,渔业减产,村中患水肿病的人越来越多,敲(舟+古)作业在“救鱼不如先救人”的口号中,东山再起,出现了第二个高潮。1962年,邻村的渔船一网捕上大黄鱼40多万斤,轰动四方。刚刚得到休养生息的鱼群遭到灭顶之灾。渔佬儿蠢蠢欲动,再次带人下海捕鱼。1964年,动静闹大了,惊动了国务院,发布关于禁止敲(舟+古)作业的文件。直到十多名坚持敲(舟+古)捕鱼和抗拒缴网的渔业大队干部和为首渔民被拘留,才使敲(舟+古)再次得到制止。我的渔佬儿父亲乖乖从命,交网歇业,躲过一劫。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大哥出世了,看着面黄肌瘦的一家人,渔佬儿又坐卧不安了。他开始了最后一次冒险的行动,召集村民商量出海敲(舟+古),并约定如果被查出,由他一人去坐牢,如果捕鱼成功,他则要分到两份。大家赞同,纷纷按下自己的手印。行动悄悄进行,夜里摸黑出海,第三日天未亮就收网回家了。黄鱼捕到不少,行迹也没有败露,渔佬儿顺利分到1000多斤黄鱼。母亲背着襁褓中的大哥,站着剖了一夜的鱼鲞,纳闷自家的黄鱼怎么比别人的多。父亲这才如实相告。因为害怕事后追查,一家人的内心恐惧仍在,直至数周后才将心儿收回皮囊中。没想到,敲(舟+古)作业第三次高潮由此兴起。1967年3月22日,国务院再次发布“关于禁止敲(舟+古)作业的通告”,至1975年才彻底禁绝。一艚又一艚的渔船不得不转产,渔民上岸,有的专心种庄稼,有的开始做起了小生意。父亲的船开始运载布匹、啤酒,往返温州和宁波间,有时候也开到上海,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从那时候起,黄鱼已经形不成渔汛,甚至很难再捞上来几条了。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靠海吃海的渔民们,用黄鱼喂饱了肚子,养大了孩子,度过了饥馑之年。敲(舟+古)作业时消时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遭遇。但未在预料之中的是,大小黄鱼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以至于小黄鱼在60年代中期、大黄鱼在80年代初期相继消失,更别说能够形成鱼汛了。这些发出咕咕叫声的黄鱼如绝迹般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只是,那些咕咕的叫声还在我的梦中出现,和我的渔佬儿父亲一起,成了我挥之不去的乡村记忆,成了追溯时的惋惜和心疼的情怀。
附:缪克构,男,1974年出生于龙港,大学和研究生分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现为文汇报总编助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6年当选“上海十大文化新人”。著有长篇小说、散文集、人物传记等6种。新闻作品获中国新闻奖一、二等奖,全国报纸副刊作品金奖,以及上海新闻奖一等奖5次。文学作品获得上海文学奖、香港诗网络银奖等。《黄鱼的叫喊》是缪克构先生刚刚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