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往霞关的“湖北车”

游福友

霞关有这样一群人，闽南话说得还可以，但她们一开口便“泄露”了非“地道”的一面，这群人便是被霞关当地人称为“湖北车”的湖北籍妇女。“湖北车”这个名词一方面铺陈了霞关人的排外之心，另一方面也坦诚了这个群体的庞大。群体性的“浙湖”结合上演着喜怒哀乐的万家灯火，霞关因她们的到来而焕然一新，又因她们中的一部分离开而黯然神伤，她们是霞关历史性的“产物”同时她们也创造了霞关独有的“历史”。开往霞关的“湖北车”述说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爱恨合离。

清晨的海面刚刚打上暖色，霞关的码头便热闹起来了，汽笛声、叫卖声以及急促的脚步声嘈杂成渔乡早市。一妇女撂起袖子扯着嗓门正叫卖她家的鱼鲜，站在她身边的是她男人，男人憨厚老实不善买卖，只是帮忙抓鱼、称鱼再是做“售后服务”——杀鱼。这个摊位生意不错，大伙都夸女摊主会做生意，而这位一开口就让人识破非“地道”霞关人的妇女正是“湖北车”群体中的一员，这是我们愿闻乐见的“浙湖”组合家庭之一。她的到来成就了她那老实巴交的男人的一生，从大层面来讲“湖北车”的到来为贫瘠的霞关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

料峭的春日里，热闹的码头被一女孩的哭声中断了忙碌，询问后得知女孩走丢了，接着女孩的父亲或者奶奶很快赶到，抱着孩子找妈妈，但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孩子的妈妈。其实许多人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是孩子走丢了而是妈妈让孩子走丢为“掩护”趁机逃走，说逃走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孩子看着妈妈头也不回地往前疾走，这位头也不回、义无反顾逃走的母亲也是“湖北车”群体中的一员，这是我们不愿见到的“浙湖”组合家庭之一。她的离开让她的孩子担起了孩童时期承受不起的担子，从大层面来讲“湖北车”中的一部分人离开给贫瘠的霞关又蒙上了一层浓重的“云”，或许这就是霞关多留守、厌学、问题学生的根源之一。

这是两个相反且典型的实例，从保护孩子和家庭完整性方面而言我们祈愿离开是不曾发生也不会发生的场景，但从个人幸福角度出发谁也不能斥责那些“抛夫弃子”的离开者，但凡日子还能过的下去，我想那些借机离开的母亲是不会扔下儿女决然离开、杳无音讯。在现实生计和“幸福”意识前亲情便会显得脆弱、易碎，决然离开的母亲们在离开前后的那段时间里也定然彻夜难眠，但最终她们还是会在孩子的哭泣和远眺中隐没于人海里，谁又能拦得住追求自我幸福的人呢？

不知缘何在霞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适龄男青年成婚难，或许贫穷，或许当地女青年“志向”外投……这一切为大量外来媳妇入霞关创造了先决条件。促成“浙湖”结合最直接的媒介是矾山一带的井巷产业，矿主招工或亲朋帮带，许多霞关男青年成了远赴湖北的游子，适宜的年龄怀揣着萌动的心让游子们纷纷有了追求当地姑娘的勇气，当地姑娘也倾慕远道而来的“富庶”之地的有为青年。恋爱式引入的首批“湖北车”是完全出自爱情而来的，她们的到来开启了外来媳妇繁盛的“湖北车”时代，同时她们也是所有“湖北车”群体中最少离开的一部分，这或许与纯粹的爱情以及相对优秀的自家男人有关。

严重的适龄男青年成婚难催生了跨省“婚介”的产生，刚开始仅仅是首批来霞关的湖北籍女子介绍自己的小姐妹或表姐妹来霞关，在促成婚姻后媒人便可获得一定的红包，但主要的彩礼（温州一带男女婚娶中男方赠与女方家的财物）仍归女方家人。但连带关系的介绍远远不能解决霞关适龄男青年的成婚难的问题，于是一些利益熏心的人便打起了歪主意，他们（一部分的“湖北车”）回到矿区后大肆鼓吹霞关的富庶同时带来许多年轻女子，其中不乏动机本不纯的湖北妇女，据说有些已成家的妇女也一同来到霞关另谋“生活”。对于介绍人而言当然获取了丰厚的红包，甚至有些介绍人连彩礼也纳入了自己的囊中，利益驱使的介绍婚姻已经打上了浓重的买婚骗婚的罪恶烙印。

汹涌的“涨潮”也为悄然的“退潮”埋下了伏笔，有目的地来也会有目的地走，同时集体的“婚礼”难免有许多对不幸的婚姻，于是随后几年大规模的逃离陆续上演，这其中的原因除了生计困难之外或许还与逃离者的男人“不景气”有关。逃离和放手让她走都是无奈的选择，在霞关人默许逃离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约定，买来的媳妇不好留但总得留下些，而让霞关人认为最值得留下的便是“浙湖”组一代，这些少不更事就得记住母亲逃离一事的孩子成了这场有历史原因的悲剧的“产物”，有谁能理解那些因自己身世而对生活“幸灾乐祸”的不幸“浙湖”组一代们呢！

“湖北车”——一个具有历史原因所派生出来的名词，或许带有些晦涩、轻蔑，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正如她们中一部分人的去和留都应该是合理的说法。因此，我们该做的和能做的就是如何让不幸的“浙湖”组一代在家庭裂痕的阴影中走出，走向属于青春时期该有的“艳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