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舅父吴襄教授

梁祥至

吴襄教授是我国著名生理学家、生理学的一代宗师，也是我的大舅父，钱库三石桥人。

对于我的大舅父，我几乎没有太多的记忆。过去，我只闻其名，只见过其照片，却没有谋过面。他1910年10月生，13岁考入省立温州中学初中部。此后，相继就读于上海惠中中学、上海沪江大学预科。1930年20岁时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教育行政系。大学二年级伊始，著名心理学家郭任远先生来中大执教，郭先生指定蔡翘所著的《生理学》为主要参考书，这是我大舅父首次接触到心理学。由于他对郭先生心理学兴趣浓厚，于是决然向学校申请转入理学院心理学系，并以动物学系为副科。在中大后二年，在学业上受郭先生影响很大，使得1934年毕业后，能顺利地转入生理学研究，1936年中国生理学奠基人、著名生理学家蔡翘教授来中大医学院任教，我大舅父久慕其名，乃申请成为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理科助教，从此，追随蔡氏连续工作达14年。抗战开始，他随校内迁四川成都，1941年秋被提升为生理学讲师。1944年秋又被提升为生理学副教授，时年他34岁。

抗战胜利后，我大舅父于1946年秋被派赴美国留学一年，先在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生理系M.B.Visscher教授指导下，从事循环生理研究，获科学硕士学位；后又至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系，向M.I.Gregersen教授进修血液生理学。回国后，于1948年晋升为中央大学教授，时年38岁。1949年初，他参加大连医学院（现大连医科大学前身）的创建工作。1949年7月，出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8月接受大连大学医学院之聘，担任生理学教授兼生理学教研室主任。由于在南京的工作未完，他继续在南京为南京大学（即前中央大学）医学院讲授生理课，同时为大连医学院（1950年，大连大学建制撤销，大连医学院独立）开设生理课做准备工作。1950年夏他正式到大连医学院工作。这个时候，我大舅父是二级教授。据说，建国初期全国一级教授仅36人，应该说，他这二级教授已是不简单了。他一直工作到1987年10月满77周岁，组织上才让他退休。

在以上的漫长岁月中，直至1995年12月30日去世，我大舅父仅仅于1949年春和1973年初夏回乡过两次。1949年，我尚年幼，只依稀记得他用快照，在我家老屋前面，给我母亲、我、我的两个姐姐，拍了一张黑白合影照片。1973年那一次回乡，我已在外地工作，只在后来读到我父亲写的一首诗《癸丑初夏晤内弟吴襄教授》：“乡音无改健如前，忆别匆匆廿四年。生理学名闻海内，书生风度尚依然。”

我唯一见到他的一次，是1991年8月28日的傍晚。那天，我和时在辽宁省庄河当兵的小儿子和儿子所在部队的戴军医，一起到大连医学院他的住所去看望他。那一年，他81岁，我48岁。我们去时，他正在灯光下伏案审阅和修改一本书稿，见到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谈了近两个小时，话题不外乎是家乡的变化和家庭的变迁。我少年失去母爱，见到舅父分外亲切、温暖；舅父见到我这个饱经人间艰辛的外甥，也感慨万千。当夜，回到旅馆，我辗转反侧，漫成七绝一首以志其事：“自幼天涯只此情：慈颜一见慰平生。白头舅老欢无比，竟是匆匆倒屣迎。”

晚年，他渴望回家乡看看，但无法如愿。1990年3月20日，他来信说：“家乡发展很快，变化很大，特别是龙港，一个新兴市镇，我只是从《温州信息》（每期出版送我一份）和《苍南科普》（也是每期赠送）上知道一二，但目前我和舅母均已年老，回家一趟，路上辛苦，不拟回老家了，尽管我们也很想见见老家情况，笑莲姨母和小舅父也曾希望回去看看，但已力不从心了。”1995年8月15日，他来信中说：“我已年老，今年10月将满85岁，大舅母已经87多了，都还健在，但出外旅行，尤其是回家乡，已不可能。承好意让我再回家乡，只能感谢了。”这是大舅父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仅仅过了四个半月，老人家竟与世长辞了。他逝世时，我县四套领导班子曾发去唁电表示哀悼和对其亲属致以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