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正茂十年寂寞板凳 一部法学专著

本报记者  付鑫鑫  见习记者  周敏娴
      
　　题记
   
    在法学界，倪正茂的绰号是“拼命三郎”，因为在科技法学、法哲学、生命法学等方面成就突出，他获得了“学科带头人”“奠基人”等众多荣誉。他当了四届市政协委员，现在是上海市人大代表。因为敢讲真话，和他一起参政议政的人都称他“大炮”。
   
    ……
   
    打电话联系采访的第一天，倪正茂的手机无人应答，以为是号码错了，便发了短信。本想年逾古稀的老人大概不会用短信，发了也白发。谁料，第二天早晨，手机上不仅有回复，而且内容还是四言律。
   
    正式见面时，倪老1米8左右的高个头、身着长款黑大衣，走起路来腰板挺得笔直，看上去十分干练。脑中，忽地想起他的手机彩铃——《团结就是力量》，十分好奇，于是便问怎么选了这首歌。
   
    “《团结就是力量》的歌词里有：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多么鼓舞人心啊！”倪正茂答曰。
   
　　笔耕不辍十年一剑
   
    2010年12月10日，第二届“上海市法学优秀成果奖”总结表彰会在华夏宾馆召开。倪正茂的《比较法学探析》从申报的272部（篇）参评成果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专著类第一名。获此殊荣，并非出人意料。
   
    在法学界，如果以“计件制”论英雄，倪正茂肯定不是“状元”，但“倪正茂”三个字却像一面旗帜，引领一批批法学研究人员不断冲向新的阵地、开辟新的疆土。
   
    1981年，倪正茂在《社会科学》第一期上发表《论法律的起源》，创造性地提出“法律起源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漫长时期”，颠覆了“法律起源于奴隶社会”的“正统观点”，引发了法律史学界的轰动。
   
    1987年，《隋律研究》出版，填补中国法律史研究一大空白。
   
    1990年，科技法学学科的“奠基之作”——《科技法学导论》面世，倪正茂被公认为这一学科的带头人。
   
    1996年，《法哲学经纬》再次震惊法学界。该书的“经篇”阐述人类法哲学思想动态发展，“纬篇”构建法哲学体系框架，被评为上海出版界50年来的法学精品“四大名著”之一。
   
    1998年，《生命法学论丛》发表；2005年，《生命法学引论》《生命法学探析》《安乐死法研究》等出炉。由此，倪正茂被尊为中国“生命法学的鼻祖”。
   
    2006年，倪正茂耗费十年心血写就的百万字专著《比较法学探析》问世，打破长期以来比较法学研究中的欧美中心主义传统，并尖锐地批评了国内比较法学研究“只罗列不比较”的现象。
   
    “这么多年，笔耕不辍，一直在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怎么做到的？”记者问。
   
    倪老反诘：“很正常啊，做学术就是要不断创新，如果是吃人家嚼过的馍，当坐堂叫卖的店小二，那不是学术研究。换我去扫地，扫个20年，我也能创新——捉摸如何用不同的工具、方式扫地。”
   
　　第七志愿填了“法学”
   
    倪正茂一开始根本就不喜欢法学，在20岁到40岁最宝贵的人生岁月里，他跟法学几乎完全没有交集。
   
    1940年出生于浙江苍南的倪正茂，17岁时考入复旦大学法律系。当年，全国高校招生约10.7万人，其中2万个名额专供留苏预备生，还有不少工农干部保送生，应届毕业生的竞争不可谓不激烈。
   
    “我当时的第一志愿是复旦新闻，第二志愿是复旦中文，因为很想当记者、作家，那时候的记者很流行啊！第六志愿填了兰州大学新闻系，但还是无缘，新闻和中文实在太热门了，抢不到。结果，按第七志愿进了复旦法律系。”当年的失落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减殆尽，提起高考，倪正茂的脸上至今仍带着些许遗憾。
   
    大学刚开始的半年，与法学专业相关的书只有三本：《国家与法的历史》《国家与法的理论》和《逻辑学》。那个年代，“读书不是学生最重要的事情，整个社会风气是劳动最光荣，所以，更多的时间我们都在种菜、做工、打麻雀……”倪老的眉尖明显上扬了很多，有些孩童般的调皮，眨巴着眼睛说，“我本来也不喜欢法律，还有点抵触情绪。穿着拖鞋去上课、迟到早退、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打瞌睡都是常有的事儿。”
   
　　20年苦读经典著作
   
    进复旦时，法律系四年级同学邢世棻遭到批斗，被打成右派，原因是他说苏联红军在东北搬走了许多重工业设备，罪名定为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眼看着，都是学法律的同学被套上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当时特别震惊”，倪正茂不自觉地往椅背一靠，仿佛心有余悸，“于是，我就想，中国难道就没有法律吗？那时候，更不用说什么依法治国了。”
   
    差不多同一时期，复旦的杨兆龙、周子亚、丘日庆等几位国际法方面的权威也遭到迫害。这两件事加在一起，深深触动了倪正茂的神经。从那时候开始，他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放弃了从小一直爱好的文体活动。
   
    “知道要学习，但不知道要学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干什么，只想着光阴不能虚度，凭兴趣拼命看与哲学相关的书。”倪正茂做起捧书的姿势。可以想见，当年他那股学习的热情有多么浓烈。
   
    1960年之后的近20年，倪正茂“恶补”了很多大学课程，包括当时的必修外语俄语，自学复旦中文系的教材、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还“偷师”北京大学王力教授学习古代汉语。他通读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1-4卷念了8遍，《鲁迅全集》读了4遍，做了逾100万字的读书笔记。
   
　　被“曲线”拉入法学界
   
    1961年毕业后，倪正茂先后任教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杨浦区教育学院等，讲授哲学、社会发展史、逻辑学等课程。
   
    “参加工作以后，完全没有接触过法学吗？”记者很诧异。
   
    “没有。”倪正茂平静地解释，“刚开始，我的兴趣主要在哲学上面。”
   
    在杨浦区教育学院任教期间，他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在逻辑教学上的出色表现，引得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前来“挖角”，上海师范学院甚至提出用两个老教师来换一个倪正茂。学校这才开始对他另眼相看，甚至“动用”当时的区教育局长来做思想工作，坚决不放人。
   
    “这个女局长找我谈话，还拍了桌子说，‘你不准走！’”倪正茂露出整齐的白牙，带着些许自豪，咧嘴笑了。
   
    最后，“曲线救国”才成了这桩好事。“那时候，社科院哲学所傅季重教授很希望我去，于是出主意，由法学所出面去找杨浦区教育学院要人，理由是政法战线极端缺人，而我在复旦读的就是法律。这样，他们才将我拉入上海社科院。”说起这段有趣的经历，倪正茂又笑了，“后来的故事，差不多大家就都知道了——人进了法学所原本该马上转给哲学所，谁想，法学所要了人也不放，直接留下用了”。
   
　　厚积薄发著书立说
   
    1979年，倪正茂正式调入上海社科院法学所以后，并没有立即开始法学研究。
   
    “一开始，老同学建议我去研究经济法。”倪正茂微微摇了摇头，“我是个兜里有10块钱都管不好的人，让我去搞经济法，不是要我的命吗？数学又不好。当时，法学所的所长、党委书记，都是研究法制史的，他们要我跟着搞法制史。”
   
    “这时候，真正有兴趣了吗？”记者问道。
   
    “不是兴趣十足，但发现了问题。”倪老眉头紧锁，“文革期间，法律系的老师同学都被一起下放，法学研究队伍散了，人没了，教材也毁了。我们学习苏联的结果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在各方面表现很突出，中国法学和外国法学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空白多了，我就有事情做了。”
   
    1961-1979年近二十年的埋头苦读，成就了倪正茂的厚积薄发。他在社科院的第一本著作是《宋史刑法志注释（续集）》。
   
    “当然，这得益于我的自学，尤其是北大教授王力的《古代汉语》让我受益匪浅。”此后，倪正茂便一发不可收拾。
   
    经过研究，他发现唐律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非常多，尤其是日本和台湾地区，且比大陆研究得更细致深入。但实际上，唐律乃以隋律为蓝本沿袭而来。
   
    “之前历朝历代的法律都不像隋律那样完备，且自成体系。”倪老身体微微向前一倾，会心一笑，“当然，还有两个原因促使我做隋律研究：一是隋朝很短，容易出成果；二是，日本和台湾地区都搞唐律研究，我们做隋律研究，如果有收获，而他们未做，倒很可以为我们大陆学者争光嘛！”
   
　　科技法学文汇“给力”
   
    “《文汇报》一直对我帮助很大。”倪正茂强调说，“从1958年起，我就开始看《人民日报》《文汇报》等，一切能够获得的学习资料我都拿来学习。”
   
    1984年初，倪正茂到文汇报社，看望老朋友——理论部的周锦熙。“聊天时，他问我最近在研究什么？我随口说，现在新技术革命的话题是个热点，对法学形成了冲击。于是，我们商定好一个题目，他让我赶紧写一篇出来交给史煦光。”
   
    是年2月29日，文汇报刊发倪正茂撰写的《法学研究面临新技术革命的严重挑战》，引发了法学界的震动，掀起科技法学研究热潮。时任司法部部长邹瑜两次在北京的法律工作者大会上高度评价该文并要求大家重视研究这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随后，倪正茂出版了《科技法学导论》《科技法学原理》等专著，并主编《科技法学丛书》《科技立法与科技政策丛书》等，成为科技法学学科带头人。
   
    1997年，克隆羊“多利”诞生，社会反响强烈，法学界也有了不少争论。基因技术、器官移植、克隆等等非传统医学进步带来了大量新问题。倪正茂率先组建、领导了“生命法学”研究机构。
   
    “当时，我对生命法学的内涵和外延到底如何界定，还没想清楚，不过，先做了再说。所幸，后来连年召开的生命法学研讨会，包括三次国际研讨会，对生命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逐步取得了一致意见。”倪正茂欣慰地说。
   
    《生命法学引论》《生命法学探析》等著作及其主编的《生命法学研究丛书》相继问世，奠定了倪正茂在生命法学研究方面的“鼻祖”地位。
   
　　“等休克了再来找你们”
   
    年过古稀的倪正茂，曾患过肺病、心脏病、肝炎、肾炎、盲肠炎及胆结石等，五脏六腑几乎全“烂”过一遍，但却没住过一天院。他说，自己的座右铭是“把事业当作生命，把生命献给事业”。
   
    1982年，倪正茂在准备两年多时间以后，刚可开写《隋律研究》，却时不时感觉心脏疼痛得厉害，偶尔连卧床都没办法。到医院检查，6名医生经会诊，认定他心脏有三种杂音并伴有二尖瓣脱垂，必须动手术。但倪正茂不忍丢下手头的《隋律研究》，便问医生：“从心脏病发到死亡有多久？”
   
    得知会有6到8小时的休克期以后，倪正茂想了想，说：“等我休克了再来找你们。”
   
    一个多月后，这本与死神争分夺秒的著作《隋律研究》终于完成，它同时也奇迹般地带走了倪正茂的病痛。
   
    “后来的复查结果，我也没去拿，反正心脏不疼了。”倪正茂笑说。难怪，人称他为法学界的“拼命三郎”。
   
    “有时，书稿催得紧，我只得跟太太说，‘帮帮忙，现在你每天最多只能跟我说三次话，每次说话不要超过3分钟’。”倪正茂十分歉疚地说，“真对不起家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