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身兴起 时尚版画皮热演

美国模特Cole Mohr因文身而在时尚界炙手可热。

虽然自2010春夏时装周以来，文身就成为了时尚界的新宠，但细细分析个中缘由，结论却不免令人扫兴：文身不过是服装的变形，服饰也好，文身也好，如果脱离人的个体，画来画去都不过是一张皮。

彩绘文身在时尚杂志拍摄图片中由来已久。

身体与服装，在近几年的时装界逐渐被分割开来。英国服装、社会学者乔安妮曾剖析：“身体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衣着习俗试图将肉体转化成某种被认可的东西并具有某种文化意味。冒犯了这样的文化密码的身体很容易犯众怒。”如今的“身体”或许要犯“大怒”了，服装依旧是服装，但身体却被孤立成孤岛，设计师们成了虚拟城市的主人，用一张上帝之手在模特身上不断冒犯“服装”。

在LV2011春夏T台上充斥着各种文身图案。

早在2010年春夏季时，Chanel就以一纸文身贴纸点燃了普罗大众对身体塑造的热情，当那些状若清纯、正处花季雨季的Chanel女模于顾盼回首间，于步履行进中不经意地展露出脚踝处、颈间、胸口的黑色优雅文身，瞬时，打破了身上时装给人的典雅印象，从一个“好姑娘”成了一个“坏女孩”。而这恰恰迎合了Karl Lagerfeld想要表现的令人适于接受的“坏”。

无独有偶，同年Rodarte的秀上，模特同样披上了文身，但与前者不同的是，Rodarte披上的是少数民族的文身——一种形同于毛利人以点、线勾绘出的复杂图案，和非洲人以粗犷的线条和图腾结合起来的形式。这种原始的文身方式散见于各个民族之中。早在原始人类时期，古人就用白泥或染料在身体和脸上画出纹路，最初是为吓唬敌人，逐渐演化成了美的象征，以及部落图腾的反映，苏丹南部的罗图佳族最早就以青龙、白虎、雄狮、兀鹰等动物图案作为部落图腾纹在脸上、手臂和身体。而这种文身普遍都带有“赐福”和“成人礼”的意味，在一些东南亚、非洲传统的土著文化中，至今仍将文身作为承接青春期和成年之间的一种仪式。

Richie Rich通过文身打造各种象征罪恶的形象。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经典小说《刺青》讲的就是一个东洋版的“成人礼文身”的故事，一个名叫清吉的文身师傅替一个十六七岁的艺妓文身。文身本身事小，其联动效应体大。殊知，清吉不过一文身师耳，但一见到年幼的艺妓就以居高临下的态度“专横地说，‘只有我有权利使你变成一个绝代佳人。’”在清吉灌注全身心血整整耗费一天一夜时间在那个艺妓背部纹了一只八足魔鬼蜘蛛后，整个过程就如同成人礼般，促使这名艺妓从单纯的女孩迈向了所向披靡的女王——“她答道：‘我的心现在什么也不怕了，而你……你将是我的第一个牺牲品。’”

当然，谷崎润一郎的《刺青》是魔化了许多。但文身所带来的作用却确凿无疑。在日本黑社会文化中，文身是一个象征家庭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帮派中，大佬等同于衣食父母，除了包小弟们的吃喝玩乐，受欺辱还会替出头外，连小弟初次文身的钱也往往仗义地由大佬埋单。小弟亦会知恩图报，纹上一个象征自家帮派的图案以示效忠，一来二去间，帮派组织的内部联系更为紧密，从经济角度讲，是典型的“钱花在刀口上”。

Chanel以文身贴纸点燃了时尚界的热情。

此外，对帮派大佬来说，文身也占重要地位。黑社会历史之中，所有初上位的大佬都会寻名师为其文身，碰到有些高傲的，大佬亲身跪求在门外一夜者也有之。若是不幸寻不到名家肯为他文身，那就代表这个大佬“没本事”，对好名的大佬来说，宁可选择跪一夜也不足为奇。

Kazuo Oguri，以Horihide之花名闻名，他被视为是继水手杰瑞(Sailor Jerry)、Ed Hardy之后世界上最高级别的日本文身大师。“日本文身多基于歌川国芳的浮世绘风格基础上，有许多含义。例如在身体上呈现四季的变换，但现在的菜鸟文身师不懂，譬如会将樱花和蛇纹在一起，殊不知，樱花盛开在3月，而蛇仍在地下冬眠，这种文身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日本自有独成一派之处，其传统文身技术被称为Tebori，只用一排针刺入皮肤，绘出任何厚薄不一的线条，比起现如今流行的电机带动针刺入皮肤的方式，Tebori是自由度最高但也最难掌握的技巧。

文身除了“成人礼”和“家族部落”的含义之外，另一大含义则是“刑罚”之意。早在数千年前的尧舜时就以“墨刑”惩罚，它是在犯人的脸上或额头上刺字或图案，再染墨。在《水浒传》林冲因得罪高太尉，“打了一顿，判了刑，脸上刺了刺青，成了罪犯，被发配到沧州”。相比起书中同样文身的3个角色——花和尚鲁智深、九纹龙史进与浪子燕青。林冲的“刺青”显然是下人一等的屈辱。

同样在古罗马时期，文身则是奴隶的标志，身上的文身标记象征着他是谁家的奴隶；而在古埃及，文身者则是高度危险的角色，如刺客、首领或谋士。

有趣的是，在英国历史中，文身本是上流社会的代名词，19世纪晚期时在皇室中风行并广为流传，例如基督教团体“Knights of St. John of Malta”就留有鲜明的刺青以示效忠。在后来就慢慢串了味儿，美国罪犯获释时要文身，英国逃兵要文身，后来西伯利亚监狱和纳粹营中的人也被纹了身。文身在此后带上了负面意义，并由那些人赋予了一套完善的编码系统。你可以从他的文身对他的身份信息一目了然。例如眼睛下有泪滴文身，则象征着文身者杀了人或者挚友被杀；黑桃A则象征着“Asia”；纹有蛇的家伙往往是有特别的象征意义或在帮派中有较高身份；蜘蛛网图案流行于俄罗斯帮派成员之中，代表他们杀过人，也有被关押过的意思。

光阴荏苒，本是罪恶象征的文身却在今时今日被视做时髦。一副英伦Punk少年气质的美国模特Cole Mohr就因身上满是密密麻麻、雕刻精美的文身而在时尚界炙手可热了起来。Marc Jacobs在2011春夏季男装秀上就力推文身，纽约知名文身师Scott Campbell为其设计了一系列带有“LV”Logo的图案，不仅纹在了男模的颈部，更被印到了包上。巧的是，Prada也在此时凑热闹发布了一个名为“Tattoo”的包袋系列。

同样在2011春夏季的纽约时装周上，充斥酒精和药丸味的新锐设计师Richie Rich则给我们带来了地下酒吧里异装癖、同性恋、性工作者等社会边缘化的形象，而模特身上的文身更显得必不可少，起绿叶衬红花的帮衬效果。

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说过一句名言：“身体是被文化塑造的。”如同经历不同文化的洗礼就有不同的思想一样，身体上的文身图案同样是文化塑造的重要证据，只不过文身者更将自身信息大胆地公之于众，应了那句俏皮话“君子坦蛋蛋，小人藏鸡鸡”。

《聊斋》里，蒲松龄讲了个“画皮”的故事，那厉鬼喜食人，但那一层人皮却留将下来，待自己换上，就成了这个“人”，即所谓“替身”，或曰“夺舍”。引申开来，伊丽莎白·威尔逊亦曾描述一个人在服装博物馆观看服装展览时所感到的不适，他所遭遇的怪异感来自“灰扑扑的宁静”和服装无言的垂挂——“衣服在我们生机勃勃、多愁善感的自我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今天它们虽然以如此僵硬的姿态陈列在文化的陵墓中，却仍然半明半暗地喻示着某些事物，比如身体可恶的枯萎，生命令人恐惧的消逝。”毫无疑问，这些叙述都将结尾导向了一个有些令人扫兴的结论，衣装、身体和自我——原来前两者，画来画去都不过是一张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