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末日，又如何 陌生的亲人 叔叔的故事等

末日，又如何

　　陈有为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并不乏谈论世界末日的时刻。如果明天世界就毁灭了，你会做什么我问，那到底剩下几个小时，还是几分钟，还是几秒钟，还是马上这又有很多分别了。你说，那就几个小时吧。那个时候我们走在斑驳的路面，去寻找一个共享晚餐的地方。
　　也许会点很美味的食物吧，因为另一个世界饥寒交迫哦；或许会将所有的钱都花掉吧，实在花不了，就把它烧掉玩吧；也许会在忧心忡忡中等待，也许会将所有你爱的人或者爱你的人都召集在一起，一起等待吧，像申奥之夜像等待体彩开奖……我想每个人的想法都会很离奇吧，都会不一样。想法太多了，所以我们都没有选定任何一个方案。
　　人过得好好的，自然会去憧憬末日情境；过不好的人，自然也会去等待末日来临，因为在那个时刻，所有的人幸福和不幸都终止了，才是真正的平等。说实在的，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世界毁灭的那一天会怎样，我该如何去迎接它。因为这不是我能考虑，也考虑不了的问题。我想这个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如此哦。《2012》公映之后，过于敏感的科学家开口了，说这是一个伪科学的电影，是玛雅的历法和太阳活动周期胡乱拼接的一个异想天开的胡说八道的东西。虽然电影将各种自然灾难描绘得逼真，如同你开门即见，然而并未引起人类的恐慌，我想连一丝的担忧都没有。因为电影只是虚构了灾难，将灾难娱乐化。或许等到真正的灾难来临的时刻，他们会有点眼熟，并不那么恐慌吧。
　　《2012》集中了电影史上所有的的灾难，不断逼近人们对于灾难的想象，然而它一点都没有打动我。地震和海啸，毁灭洛杉矶的情景，固然壮观，然而很快就审美疲劳了。高密度的特技镜头，打消了视觉惊奇。电影中，唯独谁可以上方舟的争论，让我略有触动。原来即使到末日，这个世界还是不平等的。人生而平等，是写在天空的一句冷笑话。
　　因为《2012》，报端上关于世界末日的文字渐渐多起来。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度劫掠，导致地球失衡，是最令人麻木的陈词滥调了。该劫的劫，该掠的掠，人类依然故我，城市的钢筋水泥怪物越来越多，绿地河流越来越少。伟大的祖国，没有一块完整的土地是不赤裸的。古是“国破山河在”，今是国在山河破。工业污染汽车尾排，都只是在报章上礼貌的抨击抨击。
　　在科学家的论述中，最骇人的就是在二三十年之内有一颗行星将有41%的可能性撞击地球，导致地球毁灭。我是在一个咖啡馆看到这则消息，我告诉同伴，他说，那是天文学家和科学家的事，我们喝咖啡。是啊，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搭乘飞船到另外一个有水有氧气的星球，何况只有不到50%的可能性，其紧张度超不过扔硬币。一切都是也许，灾难是未知的，救赎也是未知的。我们都滞留在我们的现实烦恼里，哪有空去想世界末日那档子破事啊。
　　这个城市已经超过一周的时间不见天日了。好不容易出太阳了，阳光还很好，有新鲜的嫩芽的气味，可以翘班的赶紧翘班，找一个能喝咖啡的地方，晒晒太阳，才是应对末日来临最脑筋急转弯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能在一边晒太阳一边喝咖啡的时候也想想末日来临之类可爱的问题，人生会不会更通达一些呢？我们的梦想是应该比身体走得更快一些。

陌生的亲人

　　韦 陇

　　有过十个儿女的妈妈，在我19岁那年，用一句最传统的话，把我深深剌痛。一直以来，不能忘记的痛里，总是浮动着妈妈当时轻描淡写的表情：养儿无非防老，要不然，儿女有什么用！
　　骨肉亲情，在我伤痛里，无端地幻化成最自私的交易——难道说人不是为了至爱至亲活着，而是为了交易活着的吗？
　　直到我结婚，生子，离婚，直到我女儿在与我旷日持久的离别里长大成人，直到妈妈在油尽灯枯后离开人世。
　　我不相信，然而却是真实，在与女儿离别十几年之后，思念之情日渐淡薄。待2岁的女儿长成16岁的少女，亲情竟已蜕化殆尽，只余下每月几百元生活费的责任。而在女儿心里，恐怕既没有对爸爸的记忆，更没有对爸爸的任何牵挂了。
　　男儿女儿，在我心里原无差别，更何况我和很多人一样，早已脱离农村，融入城市，有固定收入，有养老保障，养儿防老的意义，在社会的文明进程中，正在不断缩小，而于我，几乎已没有意义。
　　确实我已经悟到，妈妈的话，其实只是半句，还有另外一半的意思，只是她不曾表达。在没有儿女之前，哪里会有亲情，生儿不为防老，难道是为了给自己制造母爱？有了儿女，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生活纠缠中，才扯出千丝万缕的亲情，缔造了充满爱的人生。
　　妈妈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已是一个完全痴呆的老人，竟几次发生了这样的事：走到我姐跟前，表情满是忧虑，说，小子走丢了，怎么办，小子走丢了！
　　我从小就没有走丢过，在我猜想，可能在某个时期，妈妈曾深深感到丢失过我，在她在心里。
　　不是，是我对妈妈的误解，在我的心里丢失过我的妈妈，多少年后，才在我的忏悔里找回。
　　现在，在长久的离别里，我丢失了我的女儿，使彼此成为陌生的亲人。

叔叔的故事

　　金 紫

　　我家的叔叔，数不清，有无大事，都会登门。记得小时候，在我所识得的尊长中，叔叔算是最多的一族，家里隔三差五就会有叔叔来造访。我闹不清他们来自何方，记不住他们姓甚名谁，只知道来的要么是父亲的同事，要么是他的学生，且大都是来找他探讨民间故事，或来请教帮助改稿子的，有时甚至会来一大帮子。我呢，无论见到谁，都会甜甜地喊上一声：“叔叔好。”然后就躲到书台一角，攀上高高的椅子，安静地做起自己的事情。家里很小，屋中摆上一张方桌，再围上几张椅子，就几乎没了多余空间。若想要出去，小小的我有时就会径直地打从桌子底下穿过，不敢吵闹到他们的。习惯成自然，但凡那些笑吟吟来找父亲的男士们，我都不假思索地一律叫叔叔。
　　随时间的迁移，我见到的叔叔们的次数渐渐少去，直至父亲辞世后，就难得再有叔叔出现了。
　　今年一月十五日，我很突然地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苍南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因为当地要搞《高机与吴三春》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申遗活动，知道我父亲是此小说的原创作者，就费了很大的周折找过来，希望我们能给予支持和帮助。
　　我非常吃惊，也特别兴奋。对方的话语是那么沉稳，老成之中还略带着少许沙哑。我脑海里立刻勾勒出一位六七十多岁、戴眼镜的老学究，正温和地拿着话筒，徐徐教导我该做些什么，心中不由得肃然起来，习惯性地称呼对方“叔叔”。
　　以后“叔叔”来过好几次电话，每次谈完了，我都会非常客气地说声“谢谢叔叔”，向他表示一番敬意。
　　没过几天，“叔叔”来电话说，要来杭州与我踫个面，想看一下父亲留下的有关书籍和资料。我很兴奋，为方便第一次会面容易相认，就特意邮去了一张自己的像片，让他先认识一下。当然，我也希望他能回邮一帧，谁知他居然没有任何理会。唉，长辈嘛，我自然是不好多讲他的啦。
　　我按照约定来到四宜路上一小茶室里，正向服务员询问着，忽听背后有人喊了声：“是不是找我的呀?”我转身一瞅，没寻见老者，倒有两位蛮帅气的先生正在一张大写字台前写着些什么。“你先坐一下啊，我马上好了。”其中一位着西便装的瘦个子向我示意了一下，声音是那么熟悉，我一下子慒了。天呐，这是哪门子叔叔，人家还这么年轻呢！我心头一紧，那真叫悔呀！连连责怪自己怎么会如此冒失。唉，这下可好，闹笑话喽！
　　边上坐着一十来岁的小美妹，我从电话里早已知道是他带来的女儿，我只好从她身上打主意。一问一答几个回合，我得知这位“叔叔”居然还与我同岁！真糗大了！！等他办完事面对坐下时，我尴尬极了，窘得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称呼词来了。
　　后来，每次接到来电，我都莫名省了称呼，以前“叔叔、叔叔”叫惯了，现在若改直呼其名，一时间还拐不过弯来。
　　在与“叔叔”的交往中，我深感他是个十分热心和负责的人，也很有才华，自己出过不少作品，非常热衷于文化事业，是个勤劳的实干家。我是在他几近直“逼”的热情鼓励下，鬼使神差地利用了四个晚上时间，写完了长达六千多字纪念父亲的文章，且做了一系列资料的整理，完成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我不断会收到“叔叔”寄来的书籍和有关纪念父亲的资料。由《高机与吴三春》一书引发，他还找来了一位五十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我父亲的温州学生，并作了引见，让我们了解到父亲年轻时无微不至地关怀和帮助学生的动人事迹。我十分感谢“叔叔”为我所作的这一切。
　　一天在电话里，他很开心地聊着别人开玩笑时对他的戏称，我趁机问道：“那我以后叫你什么好呢？也叫老大？不妥。我看还是叫老师好了，这很合适的。”谁知他用很诡异的声调回道：“你还是叫我叔叔吧，我听了舒服着呢。”啊！没想这鬼“叔叔”得了便宜还卖乖，敢情他是明知故犯，有意一直不更正错误，就想让我多叫他“叔叔”呢！我立马说：“好啊，那以后就叫你引号叔叔吧，反正不是我怕会折寿。”哈哈，多少天来因为一声声错喊“叔叔”而窝在心头的不快终于发泄出来，我着实玩笑了他一把，一下子找回了交往的正常平衡点，就这么轻轻松松地除去了程式化的客套面具。
　　还有一件令我特高兴的事儿，大年初一，爸爸以前的老同事，现已八十岁的钟伟今老师打电话来拜年，给我们了一个特别意外的惊喜，都快有几十年没见过面了，他倒是我一直在喊的正牌叔叔呢。钟叔叔在电话里依然是声音宏亮，大声地问这问那。他很感慨地对我说：“我对你的印象是很小很小的小不点儿，好象还会钻桌子呢。”我噗哧一下笑坏了：“钟叔叔啊，我现在已长大成人了咧，要是再钻桌子呀，恐怕就得顶着桌子满屋跑喽！”“哈哈哈哈……”对方一串爽朗的大笑声。
　　事隔多年，我竟然还能享受到叔叔带来的温暖和欢笑，多么开心，真希望它能保持久一些，再久一些……
　　我大了，再不可像儿时一样毫无顾忌、不加思索地叫叔叔喽。总之，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是断断不敢再冒冒失失地乱称呼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