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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土:元代画家黄公望是桥墩人吗? 鹅峰书院遗址的探讨 油条和油饼 在土改指挥部等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29日 来源:苍南新闻网

元代画家黄公望是桥墩人吗?

  林勇

  黄公望,(1269-1354),是中国历史上的大画家,与吴镇、王蒙、倪瓒被合称为元代的四大画家,而且名声居其首。
  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记载,黄公望本姓陆,名坚,原籍平江常熟(今属江苏),幼年父母双亡,7岁时(1276年)出继给阳平黄氏,其父九十,始得之,曰:“黄公望子久矣。”因而得名黄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又号大痴道人。民国《平阳县志》把黄公望作为平阳人立传,把黄公望作为平阳人是有依据的。南京博物馆藏有黄公望《水阁清幽图》图上署款:“大痴道人平阳黄公望画于云间客舍,时八秩有一。”《苍南县志》又把黄公望作为苍南人立传,但在苍南那里人没有定论。笔者认为可能是松山人(即今属苍南县境内的桥墩镇一带),理由一是在宋元之间,平阳黄氏主要的发祥集居地在松山;二是在中央电视台国家地理栏目网站上有收藏者问:“藏有一张黄公望的《松山乐居图》,问黄公望的作品是否有收藏价值?”可惜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这张图。此外还有黄公望《松山雪夜图轴》,黄公望朋友王蒙的《松山书屋》,都说明了黄公望与松山有关,暨可能是松山人。
  公望出生时,正值南宋奸相贾似道专权,北方蒙古族日益强大。1279年(元至元十六年),宋王朝彻底覆灭。那年黄公望11岁。黄公望幼聪敏,有神童之称,经史九流之学,无不通晓。“少有大志”,希望在政治上一展身手,干一番大事业。但元朝贵族统治者前期选拔官员并不采用科举制度,而是规定汉人做官必须从当吏开始,到一定年限,视办事能力如何,再决定可否做官。当吏也要有人引荐。黄公望直到中年才得到徐琰的赏识,在浙西廉访司当书吏,后来又到大都(今北京),在御史台下属的察院当书吏,经理田粮杂务(见王逢《梧溪集》卷四),他的上司张闾是个贪官。元统治者于延佑二年(1315)九月将张闾逮捕下狱。黄公望也受连累,被诬下狱,时年已47岁。释放后,便绝了仕途之望,开始了隐士生活,并加入新道教。他“改号一峰”,又“易姓名为苦行,号净墅、又号大痴”。从易姓名、号大痴一事可以了解他此时失意的心境。他曾以卖卜为生,往来于苏州、杭州、松江、吴县、富春等地。这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加入新道教后,黄公望基本上过着云游生活,行踪漂泊无定。至正十四年(1354),黄公望死于杭州,享年八十六岁。民间还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如周亮工《书影》:“常闻人说黄子久……一日武林虎跑,方同数客立石上,忽四山云雾拥溢郁勃,片时竟不见子久,以为仙去。”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也有“人传子久于武林虎跑石上飞升”的记载。方薰《山静居论画》:“辞世后,以有见其吹横竹出秦关,遂以为蝉蜕不死。”
  黄公望工书法、诗词、善散曲、通音韵、学画较晚,50岁左右开始山水画创作,曾受元代最显赫的画家、书法家赵孟頫(1254-1322)的指点,自称“松雪斋中小学生”。晚年的黄公望,生活旷达浪漫,常酣饮游乐。擅山水,居富春,领略江山之胜,领略江山之胜,晚年卓然成家,有《富春山居图》、《天池石壁图》等作品传世。山水以北苑为宗,而能化身立法,另辟蹊径,随身备纸笔,观察写生,每遇老树、奇石、美景,即以笔写其状,所画千丘万壑,愈出愈奇,重峦迭嶂,越深越妙,一生画出许多长卷大轴。南宋山水画之变,始于赵孟頫,成于黄公望,遂为百代之师。在元代,黄公望的画名很高,当时著名文人的诗文集中常提到他的画。“元四家”之一倪云林《题黄子久画》说:“大痴画格超凡俗,咫尺关河千里遥。”至明代,黄公望又被列为“元四大家”之首。他的传世之作《富春山居图》(长10.28米,宽0.334米)可以说是中国画的瑰宝,而且一半在大陆,一半保存在台湾。1993年中秋之夜,上海电视台曾与台湾的“华视”联合举办中秋晚会,把这件稀世名作采用现代手法,用电视屏幕给拼凑起来了。此外,画作之余,留有著述,如《写山水诀》、《论画山水》等,皆为后世典范之学。


鹅峰书院遗址的探讨

  郑克赐

  据《苍南县志》1997版573页记载:“鹅峰书院在松山(今桥墩镇)文昌屿,宋咸平年间(998—1003)建。”《温州市志》记载:“鹅峰书院在桥墩松山创办于宋咸平(约988—1003)年间。”《1925平阳县志》卷十学校志(二)记:“宋代鹅峰书院遗址即松山文昌屿是也。文昌屿即(旧志)文章屿,事无他据。”《1925平阳县志卷三,舆地志三》载:分水关东为松山,松山高秀,与玉苍山相亚,一名五公山(旧志作五松山)俗传钱令公入闽,五子从行晏此故名,又有一山若马鞍曰文章屿(在处未详),昔有吴僧庐此,能文,邑令沈悚呼之为文章师,因此名屿,或师即文莹也(旧志)。
  从以上可以查证的文献或史料看,鹅峰书院创建于宋咸平年间在松山(现桥墩镇)内无疑。至于遗址至今不明,或说是个谜。文昌屿到底在哪里呢?桥墩盘地里只有两个小山丘,一个是圣公爷那个小山,现今建了电影院和供销社办公地方。那个山丘很低,靠近分水关大道边。根据当时景况不大可能办鹅峰书院。另一个山丘是寨仔顶(现建粮食仓库)也靠近通往分水关大路边。据老人回忆,有叫龟山,无人知道叫什么屿。笔者几年前曾在新宫半山上观察,发现对面山后隆岭头,太像马鞍。后来到后隆岭头实地观察,那里有个路亭,土名称“后隆岭头亭”,那里有一条清冷的山泉水,周围好像是人为开辟的园地,靠南还有一个大园,好像是个活动场地。也许鹅峰书院遗址就在那里。从《平阳县志(旧志)》载:“……昔有吴僧庐此,能文,邑令沈悚呼之为文章师,因此名屿,或曰师即文莹也。”可以推定鹅峰书院为师执教者是吴僧文莹。据《松山钱王陵与鹅峰书院》作者黄正瑞、郑大鹏查考了《湘山野录》、《文献通考》等资料,证实文莹,字道温,钱塘人。《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六记载:雁荡愿齐系温州雁荡山愿齐禅师,钱塘人,姓江。与文莹是同乡,二僧人与吴越最后一任国君钱弘俶同是钱塘人,可谓同乡同道,私人关系甚佳。当钱俶向宋纳土(投降归顺),不久在洛阳被害身亡,遗下众多子孙,两位僧人义不容辞负起培养钱俶后裔文化或武略等的重任。所以吴僧文莹从杭州钱塘来南雁汇合了愿齐禅师的意愿,接受了重托,开办了鹅峰书院,也是合情合理的。从《松山钱王陵与鹅峰书院》156页根据《平阳县志》卷六四神教志二和二十三等段记载:“宋开宝年间(969—976?)建南峰寺在松山巅,咸淳年间(1265—1274)搬后隆改为永国寺……”提及钱弘俶三子惟崔和七子惟晋与亲信徐孝三,在南峰寺出家为僧,988秋与当地文人在松山办了鹅峰书院。因南峰寺同后隆岭头是联山,从山腰横路到达后隆岭头不很远,万一有事,便于互相照应。而且那里比较偏僻,同分水关官道(或称大路)不很接近,而且便于遮避耳目。根据当时景况,虽然吴越国王向宋纳土,把守分水关的宋朝官兵,就是吴越旧部,难免也有宋朝官长,如果明知鹅峰书院养育着一批钱俶后裔,采取不闻不问罢了,更不能公开张扬袒护,否则会惹祸的。
  因此推理,当时的鹅峰书院主要是为没落帝王贵族开设办学的,达官富豪能够参于读书的对象也许不多。但鹅峰书院毕竟是传授养育文化的摇篮和苗圃。在本地必然会获得间接或直接收益与影响。如在宋代后期百年后松山文人倍出,据《温州市志》记载:“……属苍南地方文科进士23人,状元探花若干人,如黄中(1193)、黄石(1138)、林湜(1160)、韩演翁(1241)、柳梦周(1217)、林孟治(1226)、徐俨夫(1200—1261)等等。”至今尚找不到从鹅峰书院培读出来的知名文人。但距鹅峰书院百年后本地就有相仿办了书院或书馆,如桐庐书院(黄坦云星又名高云岭),先后培育了徐俨夫状元和张招英举人,还有南水头吾南书院。所以有了鹅峰书院,是地方荣幸,是古文化遗产,值得后人纪念宏扬,有必要发扬光大。如果寻找到真实遗址,可以树碑立记,如建纪念堂(馆),打造古文化品牌,带动地方旅游业,发展地方经济。


油条和油饼

  陈以周

  油条,闽南话叫“油车桧”,有些地方也叫“油炸桧”、“油炸鬼”,去查了一下资料,油条又叫“油灼桧”:
  油灼桧,点心也,或以为肴之馔附属品。长可一尺,捶面使薄,两条绞之为一,如绳,以油灼之。其初则肖人形,上二手,下二足,略如乂字。盖宋人恶秦桧之误国,故象形以诛之也。(摘自《清稗类抄》)
  原来,这里的“桧”就是指“秦桧”!可惜我小时候不怎么吃油条,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多吃他几根了!
  原因是我更喜欢吃油饼。油饼我们也叫它“油席”(谐音),刚从油锅里出来时,色泽透红透亮的,四周薄,中间鼓起,里面伴有很多萝卜丝。价钱也便宜,一个两角钱,如果买五角却有三个。上小学时,天微微明,我母亲就会起床做饭,然后到菜市场给我和哥哥买三个油饼回来(这样划算)。一边吃饭,一边用油饼就着酱油,咕,饭就下去了。
  然而,每次只能吃半个,省下的半个留到中午放学回来吃。放在锅盖上热一热,油饼变得硬脆了,冒出油来,就可以下饭了。
  我从小学一直吃到初中,大概没有人像我这样吃过那么多的油饼了,是油饼伴着我长大的。
  我在异乡也吃过类似的油饼,里面大多伴有鸡蛋或者肉片,没有见过伴有萝卜丝的,而且价钱都要一两块,吃起来,总不是那个味。
  几次回老家,去菜市场,卖油饼的摊位已经不在了,只剩下一个卖油条的。那些伴我成长的,伴有很多很多萝卜丝的油饼我也只能在梦中吃到了。


在土改指挥部

  张立福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各地先后进行土地改革试验。十月下旬金乡区开始在灵峰乡搞土改试点,区委成立了土改指挥部。土改工作队队长是区委副书记李增甫。此人魁梧高大,铁青的脸膛,平时很少讲话,非常严肃,干部有点怕他。副队长王绪山,虽沉默寡言,但与一般干部还合得来。土改队的四十多位干部,都是各乡、镇单位及农村抽调来的。
       土改指挥部设在蔡里村那座最大的古民居里。当时我和王友余同志被调任土改指挥部文书,那时我们才十八、九岁高小毕业。刚解放,农村连高小毕业生也很少。两位队长,两个文书四人一个房间,其它干部全部统铺。在指挥部我们四人用门板铺稻草放上自己带的铺盖就是四张床,除了一张农民家借来的老桌柜当办公桌,就连一张椅子也没有。桌上倒有一部手摇电话机。当时电话机是很稀罕的贵重物,金乡全区十几万人口,只有区里一部老式手摇电话机。土改指挥部这部电话机,是区里用三百多根毛竹,接了六里多路从金乡区公所一直接到蔡里土改指挥部,临时装的一个分支电话。电话当时是首长专用的,守候电话机接电话是机要工作,人家不得随便乱动。王友余这个文书就是专门负责接听电话和做会议记录的。
  我这个文书负责给领导当翻译。当时的县、区主要领导都是南下干部,他们讲的是山东话,乡村干部及农民听不懂。刚解放,农民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乡村干部几乎都是文盲、半文盲,小学毕业的很少,每次开会领导讲话都要我翻译,领导讲一句,我翻一句,干部群众才听得懂,就是连领导下乡调查访问,找干部谈话也是这样。山东话比普通话难懂,特别是山东方言,卷舌音很重,所有的字音都第四声。土改队长李增甫虽身材高大,但说话声音低下,而且有点闷声闷气的,鼻音特别重,口齿也不清。人家听他的话非常吃力。大概农历十一月的一天下午,李队长要我去给他买两斤桔子。那正是温州柑桔收成季节。蔡里村没有小店,我就到灵峰桥头小店去给他买了两斤黄澄澄的黄岩蜜桔,高高兴兴地送到他前面。他一看就锁着眉头说:我要你买“桔子”!我顿时就听愣了!回答说:“这是桔子啊!”他看我顶他,拉下脸就骂:“笨蛋,我是叫你买鸡子,就是母鸡下的鸡蛋!”他又大声地重复了一句:“鸡子你懂不懂,这是桔子!”天啊,普通话谁把“鸡蛋”叫“鸡子”的。这么别扭的方言名称,谁一听就懂,虽然我白白挨了一顿骂,但也感到意外地多懂得了这个方言名词而高兴。
       当时土改队的干部都是年轻人,虽然知识层次不太高,但对新社会充满信心,学习很认真,每天上午汇报学习,下午、晚上下村,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十分谦虚。至今,我还深刻地记得,土改时党在农村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途美景的一段很经典的通俗语言。这就是“吃饭不要愁,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是当时刚从贫穷落后的旧社会过来的中国农民多么美好的理想!六十年快过去了,眼前改革开放后的江南农村,还有谁在为没有饭吃而发愁!六十年快过去了,现在的农村还有多少人用牛耕田!六十年快过去了,农村到处是楼房,哪家哪户不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棋子上的舞蹈 萧云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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