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南建县
1981年6月18日，中国改革开放的阵阵春雷，催生了浙江最南端一个崭新的县，它的名字叫苍南。此后，它作为全国闻名的温州模式的发源地之一，成为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急先锋”。
1980年的平阳县面积2303平方公里，人口159万，共有13个区137个乡镇。在经历了10年动乱之后，百废待兴。但平阳太大了，一个县的行政建制根本管不过来，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据说，当时老平阳县开会没办法开，一个会议3000多人，一个会场4个分会场，会场之间距离是1公里多，领导下乡几年到一次，分县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1981年6月18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浙江省设立苍南县的批复》，管辖原属平阳县的7个区72个公社，县城设在灵溪镇。浙江省人民政府随即下发了《关于平阳县划分为平阳、苍南两个县的通知》。1981年10月10日，省委发文建立苍南县委、县政府。卢声亮同志任县委书记，金国仙同志任县委副书记、代县长。1982年4月，成立了县城建设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同时，决定在螯江南岸成立沿江港区，开发全县的物资集散中心。
1981年分县的时候，苍南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苍南的面积是1261平方公里，人口92万多，但工业总产值只有6000多万元，其中全民工业产值只有1609万，税收876万元。大的国营工厂、中小学、医院几乎都留在平阳，只有十几个小酒厂、米厂。城镇很少，基础设施很落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但苍南的干部群众情绪非常高涨，准备在这个新县里干一翻事业。
1981年11月5日，苍南、平阳两县分署办公，县机关开始暂驻平阳县委党校办公，四个县长一个办公室。1982年3月，迁到灵溪公园山原南港水利管理处办公，部门单位则租用民房上班，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丝毫不减。在这样的情况下，县委适时提出了新县要有新作风的号召，还有其他一些规定，大家都执行了，当时确实有一种新气象。
十年动乱的干扰，行政建制的禁锢，压抑了许久的发展能量，终于在苍南建县后喷发出来了。可以说，苍南建县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行政体制改革，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就可以提高行政效率，更好地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温州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永嘉单干，文成人贩，平阳讨饭，洞头靠贷款吃饭”。这里所说的讨饭主要就是指苍南的江南一带。1981年，苍南县委、县政府开始办公后，就对苍南的县情进行了分析，认为苍南这片土地基础薄弱、地少人多，公有制企业产值只占工业总量的两成多，而大量存在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蓬勃发展起来的家庭个体私营合股经营等民办经济。要解决群众的生活、就业问题，增加国家税收，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社会事业，主要得靠民办经济。因此，在完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促进民办经济的发展，就成了当时工作的重点，这成了全县干部的共识。
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左”的思想残留影响，各方面对温州姓资姓社的争论还非常激烈。上级调查组、工作组也三翻五次来苍南看看，县委、县政府的压力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闯出去，稍微走一步，只能发展家庭工业，只能发展私有的东西，搞不好就是资本主义，所以要敢于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
在政治风险和社会发展、百姓民生之间，当时的县委、县政府选择了充当敢于担当、披荆斩棘的改革者角色。1982年4月份，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时候，根据工商管理条例，有一条买卖合同是要打击，作为投机倒把来打击的。但当时的县领导分析苍南情况后认为，假如把这种情况（购销员买卖合同）作为投机倒把来打击的话，那么苍南的家庭工业全部都要倒闭，所以他们认为绝对不能打。
1984年春节，担任苍南县县长的刘晓骅还到杨成涛等十位专业户、重点户家里拜年，用自己的行动亮出了鲜明的立场，这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极大地鼓舞了群众发展民办经济的信心。
在建县初期的创业热情和思想解放的氛围中，苍南人民创造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第一。挂户经营、浮动利率改革、建设第一座农民城、粮肥油挂钩、私人钱庄等等。大批农民转到加工、运输、建筑、商业和各种服务业，各种专业户、重点户、经济联合体、专业乡、商品交易市场如雨后春笋大批涌现。一幅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在苍南土地上展开。到1983年底，苍南的工农业总产值便达到3.1865亿元，这还不包括农民家庭工副业的1.8845亿元，工业总产值达到1.0367亿元，短短两年时间增长了一倍多，提前2年完成了“65”计划指标。大批基础设施投入使用。苍南建县带来了社会经济巨大的发展。
